火车已从宜昌跑过韶关。困意像微风中的细浪，一层层地漫上来。杨鸿来与睡意挣扎的时候，与他一起来的马祖国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精神点，快到广州了。”
杨鸿来一行五人走下火车，望着火车站里川流不息的人流，都寸步不离地跟着马祖国，恐稍有不慎被挤散在茫茫人海里。他们这五人中，只有马祖国一人去过深圳，他们是马祖国从湖北的家乡带到深圳的蛇口去建桥的。这是一座特大公路桥。大桥钢筋混凝土的工头是司小锋，给司小锋带班的正是马祖国。司小锋手下的八十多人中，有四分之三的人是马祖国从村子里带出来来的，且大都与马祖国沾亲带戚，马祖国很能玩转这班人。
村里人不住地夸赞马祖国有能耐时，杨鸿来却不屑一顾地说，马祖国大字不识一个，素质太低，不会有多大出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军队。村里有不少人认为杨鸿来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你杨鸿来是有文化，读了高中，考取了大学，可是没有钱你照样读不成。你自命不凡的搞什么写作，纵然出了诗集，小说集，还是穷困潦倒，再不出门打工，你的儿女就要失学了。马祖国不愿带杨鸿来出去打工，认为杨鸿来书呆子气太浓。杨鸿来也不愿意跟马祖国一道去打工，认为马祖国年纪轻轻的就一副盛气凌人的面孔，让他的自尊有些吃不消。
马祖国建造的这座桥原定三年完成，可建了一年后，公司决定两年半完成。要想提前完工，必须增加人员。马祖国又一次奉司小锋之命回家乡找人时，大多是留守的老人妇女和儿童了，只得不情愿地考虑到了杨鸿来。杨鸿来正被艰难折磨的寝食难安，受到马祖国的邀请，身不由己地同马祖国一道登上了开往广州的火车。
杨鸿来向马祖国打听去长途汽车站的路线时，走过来一位打扮得十分得体的中年男子，提着一个大的旅行包，脸上挂着灿烂的微笑。给马祖国递了一支烟后，笑嘻嘻地问：“你们到那里去？”“我们去深圳。”马祖国望了那男子一眼，反问道：“你去那里？”那男子哈哈一笑：“巧得很，我们正好同路，我也去深圳。”那男子说完，几分神秘地说：“我刚刚去了客运站，说是广州这几天查出了一位患“非典”的病人，购票必须出示健康证明，否则就要去医院检查，花费钱不说，还要等12小时才有结果，这不亏大了。我刚找到一个不要健康证明的小型客运站，我们一起去那儿吧！”马祖国如遇救星地跟着那青年男子来到一偏僻的街道。一间并不宽敞的房子里挤满了人，有去珠海的，有去东莞的，有去佛山的，有去深圳的，按各自不同的地点排着队，里面没有空调，人声嘈杂，许多人大汗淋漓，十分的难受。
杨鸿来劝马祖国去客运站看看再说，马祖国固执己见地买好了五人的车票。上车的时候，杨鸿来看见那中年男子并没有上车，凭他的直觉，知道遇上了车托，他担心还会发生什么意外。
汽车驶出广州市，进入郊区后，突然停了下来。一位匪气十足的男子面前挎着一个包，用一种不以置疑的语气对车内的人说，把钱交后再走。车内的人面面相视，心里说我们已买了票，还交什么钱呀？谁知那男人恶声恶气地说：“怎么，你们去客运站买票要健康证明，我照顾了你们收一点好处费不应该吗？都他妈的别磨时间，每人50元，快点。”那男子说完，横着脸开始收钱。收到四川籍的一位中年妇女面前时，这位妇女多话没有少话好，一句话，没钱。那男子恼怒地喊，没钱就跟我滚下车。那四川妇女毫不示弱地大声说，我买了票，你凭什么不让我坐车？那男子大概是遇到了一个经历过世面的人，下台阶似的说：“你等着，老子等一下收拾你。”然后开始收别人的钱。杨鸿来一行人求助似的望着马祖国，希望见过世面的马祖国拿个主意。马祖国轻声对大伙说，好汉不吃眼前亏，给50元算了。马祖国四人个自交了50元后，轮到杨鸿来时，杨鸿来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位男子，不卑不亢将自己的省作协会员证递了过去，斩钉截铁地说：“要钱没有，就用这个会员证作抵押，反正我记得你们的车号，可以随时找你们拿。”那男子恶狠狠地瞪了杨鸿来一眼，威胁似的说：“你敢报警的话，让你死无葬身之地。”那男子既不接会员证，也不提交钱的事。
杨鸿来的胜利，却刺伤了马祖国的自尊。他真希望那男子狠狠地揍杨鸿来一顿，逼他交出50元，这样他心里还好受一些。马祖国这样想的时候，汽车已进入中山市。这个时候，车上陆陆续续地上来一批人。首先上来的是位看似傻呆呆的中年男子，穿着破旧的衣服，脏兮兮的,在挨车门的位子坐着，不一会又上来一男一女,男的留着长发,登着三角眼，满脸霸气，女的珠光宝气，提着绅士包。不难看出是个阔姐。这一男一女紧挨着那先上来的中年男子坐下后，车上又陆陆续续上来四个人，分坐在车内各处，看似不曾相识的几位人到齐后，车内发生了一起精彩的表演。
首先是那中年男子将手里拿着的一瓶健力宝饮料拉开，饮料喷射而出，洒在那中年男子身上，那男子登起三角眼，扯起那中年男子的长发，煽了那中年男子一记耳光。正当那中年男子显得无可奈何的时候，那阔姐好奇地说，饮料冲力这么大，会不会里面有奖。那中年男子傻乎乎地将饮料罐摇了摇，里面叮当作响，于是将所剩的饮料倒掉后，倒出一个圆圆的奖号，于是许多人凑了过来，大声惊呼：“阿，二等奖，九万。”这时许多人催那中年男子赶快下车去兑奖，不用去打工了，中年男子却畏畏缩缩的，显现出一种惶恐的俱色。这时坐在他旁边的阔姐大度的说，要不，你的奖号我买了。说着拉开绅士包，里面却是一叠厚厚的美元。那阔姐随即数了一万给那中年男子。那中年男子接过钱看了看，不解的问，这钱里面怎么没有毛主席的像。这时他旁边的一男子惊呼道：啊，美钞，你不愿要我要。我出人民币买一点，二百的换一百。随后掏出两千人民币给那中年男子，拿走了一千元美元。那中年男子紧接着又傻乎乎的地喊：谁要买，两百换一百。我只喜欢人民币，不喜欢美元。一时间，这个五百，那个一千，买美元的一个接着一个。
尽管这是天大的好事，车内却有许多人坐着没动。坐在杨鸿来旁边的马祖国，几次将手伸向装钱的裤口袋，几次被杨鸿来按住了。最后一次马祖国不耐烦地挣脱杨鸿来的手，掏出口袋里的钱，冲那傻呆呆的男子大喊，我买一千美元。
车到深圳市后，从车上走下来的马祖国眉飞色舞地对同伙说：“真是运气来哒门板都挡不住。我出两千元买的一千美钞稳换七千元，这不一下子就赚了五千元。”
马祖国正喜形于色的时候，杨鸿来给他泼了一盆冷水：天上不会无缘无故地掉馅饼，这美钞会不会是假的？马祖国听后不屑地说，我也是见过世面的人，怎会轻易受骗。要不我去把美钞换成人民币，好让你们心里踏实些。 大伙陪着马祖国兴冲冲地走向外汇兑换厅时，马祖国很快就傻眼了，一千美钞完全是一堆废纸，如果不是人多为他证明假美钞的来源，他极有可能在派出所过夜。
马祖国垂头丧气地去汽车站买到工地的车票时，阴沉着脸对大伙说：“到了工地，今天发生的事谁也不要多嘴。”大伙你望望我，我望望你，默不作声。马祖国用一种怀疑的眼神盯着杨鸿来看了良久。
杨鸿来来到建桥工地见到包工头司小锋后，才知道司小锋并不是什么特别有能耐的人。他的年纪同马祖国差不多，却比马祖国长得瘦。瘦高，刮骨脸，一双眼睛白眼球多，黑眼球少，看上去一副阴森森的感觉，一个标准的奸臣相。据说他之所以能当上包工头，完全是因为路桥公司的经理是他的舅舅，副经理是他的姨夫。有裙带飘飞的庇护，25岁的司小锋便独断专横，自以为是。
马祖国参与建造的这座斜拉桥在同类结构类型下，跨度长为国内第一，施工难度和复杂性非常大。为了确保工程万无一失，经理和副经理一次次地给司小锋上紧箍咒，司小锋也就不敢掉以轻心，时时刻刻监守在工地上。司小锋见杨鸿来是新来的，便一双眼睛时时盯着他，无缘无故地对他横加指责。素不知杨鸿来的三角函数学得极为精通，别人看不懂的图纸他轻易就能看懂，绑扎钢筋对他来说小菜一碟，就像五指在键盘上敲打文字一样便捷。每当杨鸿来对司小锋的瞎指挥不予理睬，司小锋急得脸红脖子粗的时候，而监理总是站在杨鸿来一边，称赞杨鸿来的能干。司小锋不敢与施工监控的人翻脸，只在想着如何刹一刹杨鸿来的威风。
机会很快就来了。杨鸿来工作之余将马祖国被骗之事写成了一篇纪时散文投寄给了江门一家在全国很有影响的打工文学杂志，这家杂志辟有“警钟”栏目，杨鸿来的文章《在车上看到的故事》正是安排在这个栏目里发表的。杨鸿来文章的结尾是这样写的：“这件事过去几个月的时间了，我之所以把它写出来，是为了告诉外出打工的工友们，特别警惕上骗子的当。”由于这家杂志发行量大，工地附近的一些书摊很快就有这本杂志出售，自然工地上的许多人从杂志上读到了这篇文章。尽管杨鸿来在文中将马祖国用了化名，不少人还是对号入坐。马祖国虽然不识字，听别人有鼻子有眼的一说，气不打一处来。他径直找到杨鸿来，指着他的鼻子大骂杨鸿来是叛徒。杨鸿来百般解释，马祖国越听越气，愤怒得要与杨鸿来动起手来。杨鸿来忍无可忍地准备奋起回击。围观的人心里都清楚，真的动手，恐怕杨鸿来不是马祖国的对手。马祖国身高一米八，杨鸿来身高不足一米七。马祖国年仅二十有五，正直青春年华，而杨鸿来已三十过七，说得上人过三十无少年。再说马祖国一副杀气腾腾的凶狠相，让人觉得一副文弱书生相的杨鸿来不堪一击。事实上是马祖国伸出手来揪住扬鸿来的头发时，杨鸿来心中压制已久的火山爆发了，伸出的左拳似有千斤重，重重的砸向马祖国的腰部时，马祖国当即趴下了。闻讯赶来的司小锋对杨鸿来大声呵斥道：“你打工就打工，还搞什么写作。你打架斗殴，按公司规定罚款五百元，罚款从工资里扣。”
听说一下子罚款五百元，杨鸿来有些急了，只得与司小锋据理力争。那知司小锋听不进去他的半句解释，只是居高临下的对杨鸿来说：“想在这里干，就给我老老实实的干，不愿干就立马走人。”
听了司小锋的话，杨鸿来一时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走吧，刚来几个月，除去路费除去罚款，所挣工资已所剩无几，就此离去心有不甘。留下吧，平白无故的受人家窝囊气，实在不是男子汉大丈夫所能忍受的。杨鸿来心里实在堵得慌，听说经理是位明辩事非的好经理，他决定死马当着活马医，找经理评评理。哪知出现了杨鸿来不曾料到的结果，经理告诉他按公司规定杨鸿来来时公司给他报了五百元的路费，可能是马祖国私瞒了，同时对他的写作大为赞赏。杨鸿来刚从经理室出来，与在电话里挨了经理一顿好训的司小锋不期而遇。司小锋满脸怒气的脸充斥着潮红，一双眼睛狠狠的瞪着杨鸿来。
杨鸿来自己也不曾想到，他的《在车上看到的故事》引起了一位编辑的注意，这位编辑姓黄，是珠三角有名的作家。在《珠江文学》任责任编辑。《珠江文学》是江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主办的一份月刊，刊物上除登载公司领导，同事，各标段工作人员，报社记者的文章外，还登载建设在第一线工人的文章。只是工地工人的来稿不尽人意，黄编辑在杂志上读到了杨鸿来的文章，并得知杨鸿来正在建桥工地，于是想到了向杨鸿来约稿。
那是一个秋老虎施展余威的日子，正在桥梁上挥汗如雨地绑扎着钢筋的杨鸿来，听工友说有人找他。他抬起头的瞬间，看到《珠江文学》的编辑一行四人来到了他的面前，正对着他摄影，杨鸿来望着来人微微一笑，用流利的普通话与来人交谈着，特别是与黄编辑一见如故，谈得相当投机，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距杨鸿来不远的司小锋是安徽人，不大懂普通话，不知道杨鸿来们在说些什么，在他的潜意识里，以为这几名编辑是记者，正调查工地上的什么事，而杨鸿来也有叛变投敌的嫌疑。司小锋愤怒的望了杨鸿来一会，便安排杨鸿来到桥梁下面干活，好将杨鸿来支开。想不到杨鸿来刚下桥墩，几位编辑也跟着下了桥墩，并为杨鸿来拍了几张工作照。黄编辑一再要求杨鸿来给他们的刊物投稿，并特意给他抄了编辑部的地址，电话号码，并不由分说的给了他三十元的邮资。
几位编辑刚走，司小锋绷着脸来到杨鸿来面前，十分严厉的说：“他们找你约稿，我不说叫你不写的话，但你写的稿件必须经过经理部审核后再寄出去。我们经理部将专门开会研究这个问题。”听到这话，杨鸿来又气愤又好笑。你一个包工头有多大权利，竟能干涉员工的创作自由？杨鸿来正暗自想着的时候，马祖国虎着脸来到他的面前，开门见山的说：“杨鸿来，你不要出风头。当说的话就说，不当说的话就不说。百祸从口出，百病从口入。到时候出了问题你吃不了兜着走。”
听了马祖国的话，杨鸿来觉得万般委屈，于是找出黄编辑留给他的电话号码，在电话里诉说了他难已表达的无奈。黄编辑告诉他不用担心，他会在电话里与经理进行沟通的，并嘱咐他尽快的把稿件寄过去。
马祖国板着脸告诉杨鸿来，说经理让他去一趟的时候，杨鸿来以为祸事来临了。忐忑不安地走进经理办公室时，经理的客气让他丈二和尚摸不头脑。经理说的话更让他受宠若惊。经理说工地上有他这样的人才很难得，对他的写作理所当然地要大力支持，叫他这天不用上班，在家专心致志地写稿。出于对经理的感激，他当天就写了两篇散文寄给了《珠江文学》，很快这两篇散文在《珠江文学》上发表出来了。
发表杨鸿来文章的时候，除登了他的彩色照片外，还加了这样的编者按：这是两篇值得向读者推荐的文章，它出自我们蛇口高速公路建设战线上一个普普通通的建设工人之手。一个在紧张劳作中能抽出余暇为我们投稿的这种态度足以把我们感动坏了！……
正当工地上的工人争相传阅杨鸿来的这两篇文章时，杨鸿来又接到一个好消息，佛山一家打工杂志原封不动地转发了他的这两篇文章。杨鸿来文章的不断发表，工作上的渐渐熟练，不少工人背地里议论说，杨鸿来不但比马祖国强，也比司小锋能干得多，这个钢筋混凝土组的工头杨鸿来干挺合适。这些话传到马祖国耳朵里，他的肺都快气炸了。他立即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司小锋，司小锋当机立断，调动杨鸿来的工作。
杨鸿来被安排到钢场制作钢筋的时候，司小锋在他面前表现出一种仁慈，一种委以重任的信赖。说他是最有文化的人，到钢筋场制作钢筋对各种尺寸形状一看就懂，一听就会，这也算是公司对他的一种关照，让他英雄有用武之地。其实杨鸿来心里明白，钢筋场里制作钢筋是最苦最累的活，热的时候最热，冷的时候最冷。那成千上万吨的钢筋必须一根根地从手里经过，没有半点简便可言，极费劳力。钢筋厂里制作钢筋仅三人而已，一位师傅，两位工人。师傅可以干些技术活，指挥指挥手下的工人。两位工人就苦不堪言了，许多人对钢筋场是避而远之。杨鸿来接受这项“光荣”任务后，并没有表现出他应有的不满，而是想到他是农民的儿子，吃苦耐劳是他的本分。
杨鸿来到钢筋场后，首先是表示了对师傅的极大尊重，再就是抢着干活减轻同伴的劳动强度。加上他以前学的三角函数又一次帮了大忙，让他很快成了制作钢筋的能手。三人的通力合作，既加快了制作钢筋的速度，保证了制作钢筋的质量，减轻了制作钢筋的劳动强度，以前是绑扎钢筋的等待制作钢筋的，如今制作钢筋的已提前完成几段钢筋的制作任务，连经理从钢筋厂里经过，也是笑逐颜开，特意留下来与杨鸿来拉拉家常。
五月的蛇口，阳光已不温柔。钢筋场里那上千吨钢筋还在帮太阳增加热量。空气像凝固了一般没有一丝风，树木也毫不生气地耸拉着叶子，杨鸿来和工友正在钢筋场子里挥汗如雨地搞钢筋制作，一辆小车在钢筋场子边悄然停下，经理领着两位年轻漂亮的小姐来到杨鸿来的身旁，他抬头望了望两位小姐的装束和小车上的标志，不容置疑地断定是深圳电视台的记者。
经理极有深意地冲杨鸿来一笑，然后对两位记者介绍说：“这位是湖北来的打工者，不但工作上兢兢业业，还写得一手好文章，说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经理说完意味深长地望了他一眼，然后泰然自若地朝建桥工地走去。
杨鸿来的眼睛正盯着远去的经理时，一位记者把摄像机对准了杨鸿来，话筒伸到了他面前。
记者：师傅，你是哪里人？
杨鸿来：我是湖北人。
记者：你来这里多长时间了？
杨鸿来：我来这里快两年了。
记者：有什么感想?
杨鸿来：来这里看到了许多与内地不相同的东西，能参加特区的经济建设我赶到很荣幸，特别是能参加特大桥的施工建设，再苦再累也都感觉无所谓了。
记者：在家里是干什么的?
杨 鸿来：种地，偶尔也搞搞文学创作。
记者：那你为什么到这里来打工？
杨鸿来：为了钱呀！
杨鸿来这句实实在在的回答让记者一时没回过神来 ,杨鸿来继而解释说：钱既有身外之物一说，也有纹钱逼死英雄汉一讲啊！再说外出打工可以为创作积累素材呀，有许多生活不亲自去体验，是难以写出真情实感的。
听了杨鸿来的话，记者大慨有认同之感.继而又问到：你们一天工作多长时间，苦不苦？杨鸿来正准备回答，工地上传来司小锋大声的咳嗽声。他知道站在不远处的司小锋一双眼睛正骨溜溜地盯着他。
他极力选择措词地回答：一天大约工作十多个小时，可是老板给的工钱不低，应当说苦中有乐吧。
记者：你们的生活怎样，能吃饱饭吗？
杨鸿来：经理部按人拨下来的伙食标准是很高的，可一经过包工头，带班的，买菜的，做饭的几个环节，总觉得缺少油水，刚吃早饭就在盼望吃午饭。
……
当天晚上,公司领导和工友在新闻里看到电视台采访杨鸿来的镜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七说八不一。
工友说，他还算是一个有良知的人，没有光顾着拍领导马屁，敢于向记者反映工友的一些疾苦。
领导则说，真是一根直肠子通到屁股，把工作时间说那么长，生活说那么差干什么。领导还是很关心员工的嘛，为何不在这反面侧重表诉一下？
工友们正围着杨鸿来夸赞他敢说实话的时候，马祖国却通知他去对工日。杨鸿来不解的问马祖国无缘无故对工日干什么，马祖国讥讽地说：“对工日后好给你结帐。司老板说了，你这么能干的人才，我们这里庙太小，委屈你了。”
杨鸿来明白，他被开除了。这全是采访惹的祸。
杨鸿来悄然地收拾着行李，在一个不引人注意的清晨，默默地离开了。
杨鸿来到了广州火车站，准备买回家的火车票时，手机的铃声就响了起来。电话是经理打来的，让他千万别回家，说他走后，钢筋混疑组的所有工人全体罢工了。请他马上回蛇口，有事好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