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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是无情却有情:我眼中的《金瓶梅》

  • 作者: 风轻语
  • 发表于: 2015-03-19 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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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格非《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随记
  说起《金瓶梅》,大都对其感到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金瓶梅”三字经常会被提起,但对其印象皆是“淫书”“禁书”尔尔。陌生的是,由于前一原因,我们很少能接触到这部作品,除了学者的研究、衷心的“金迷”及少数读者会用心研读外,大多数读者对《金瓶梅》并没有真实与深入的认知,从而导致对《金瓶梅》的误会和曲解越来越多。
我也从未读过《金瓶梅》,但在平时的书籍阅读中,常常会涉及到与此书相关的研究与论述,对其认知与评价,也随着了解的深入,悄然发生变化。近日读完格非的作品《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对《金瓶梅》有了一个较为清晰与完整的了解,《金瓶梅》所透露的人文情感与思想教化,所展现的人物故事与历史社会风貌,对当下社会的批判与思考仍有借鉴意义。对于没读过《金瓶梅》或想要深入了解《金瓶梅》的读者来说,格非的《雪隐鹭鸶》值得一读,这部书在写作过程中所使用的《金瓶梅》版本主要为北大馆藏的崇祯本和北京图书馆旧藏的万历本(现存台湾)为底本,现在市面上能见到的大多都为这两个版本的删减本。
  在此,我将通过对《雪隐鹭鸶》这本书的阅读感受,引用书中的某些观点及个人一些理解,让那些和我一样对《金瓶梅》一知半解的“门外汉”,能够换一种态度,重新认识与解读《金瓶梅》。

 

一、正确看待《金瓶梅》


   关于《金瓶梅》的书名之意,一般的读者多将三字分开来理解,即“金”为潘金莲,“瓶”为李瓶儿,“梅”为庞春梅,这三位女子为西门庆众多妻妾的代表,预示的是“欲望与色欲”这一主题。进一步的理解,“金瓶”更指富贵之家的豪奢与淫靡,暗指整个社会中的金钱与财富,亦含西门庆对金钱与色欲过度崇拜而导致的道德变化,特别是当时社会处于“资本主义萌芽”状况下对金钱过度崇拜而导致的道德变化(明朝直至灭亡到满清建立,这一变化仍在延续)。因此,贯穿于《金瓶梅》这部作品的大主题应“金钱与欲望”,所要展现的是在金钱与欲望的浸淫下所产生的种种政治、社会与人伦的丑陋百态。
  《金瓶梅》承续梁山故事之余波,以西门庆、潘金莲等主要人物的故事脉络,以色欲(或欲望)作为一大关目,透过色欲展现世情人伦,透过世情来书写十六世纪中国社会的经济、商业、道德、法律、官场及种种世态,方为全书的关键,因此故有“假托于宋,实写晚明”之论。而色欲只是《金瓶梅》最明显或最外在的旨趣之一,《金瓶梅》的作者对色欲的表现与描写,是当时社会风气的一种“时尚”(不同的社会时期都有不同的社会风气,而特定的社会会对文学创作产生重要的影响)。在《金瓶梅》故事所描写的年代(明朝末期),色欲与情欲在社会生活中,早已泛滥成灾,淫邪之风遍及朝野天下,颓风渐入士流之林,“秦淮八艳”之名妓,正是这一时期社会风气的典型性代表。色情小说在明代末期也已蔚然成风,因此,《金瓶梅》的诞生也不足为奇。
  那么,要抱以什么样的态度去阅读和理解《金瓶梅》?若仅仅以性事猎奇的眼光去《金瓶梅》中寻章摘句,固是俗辈;若仅仅属意于西门庆、潘金莲等主要人物的命运沉浮和兴衰荣枯,亦非善读《金瓶梅》者。如果不把《金瓶梅》放置于十六世纪前后全球社会转型和文化变革的背景去考察,如果不联系明代的社会史和思想史脉络,《金瓶梅》中的许多重大问题都得不到很好的解释,更谈不上对《金瓶梅》能有多深的理解。(序言)故读者在阅读《金瓶梅》之时,不应唯“色”是图,当结合历史背景及人伦思想的,以历史与现实结合的角度切入,方能理解《金瓶梅》此书之内涵。

 

二、《金瓶梅》的主题与思想架构


  《雪隐鹭鸶》运用大量篇幅深入探讨了《金瓶梅》所展现的明代社会史和思想史背景,从经济、法律、思想与道德四个角度全面深入解析《金瓶梅》的主题与思想架构。
  在《金瓶梅》中,作品主要人物大致有两类,一类为商人,一类为官员,官员也直接或间接地从事商业活动。因此在《金瓶梅》中,呈现出人人皆商的现象,这与明朝末期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背景相吻合。在商业经济影响下,新的社会道德逐渐形成,对传统中国社会的伦理秩序产生了巨大冲击,逐渐孕育出了全新的商业文化和价值观念,人的金钱与欲望也随之膨胀,进而导致传统社会形态及政治统治的瓦解,明朝灭亡也与此有着重大的联系。
由于社会的道德观念与价值体系的逐渐瓦解,明末司法体系也逐渐走向腐败,在《金瓶梅》中,官场的腐败与贪渎也是重要内容之一,在《金瓶梅》里,所有的官员皆与贪污淫欲有染,清官不出三个,且都是弊病浑身的“糊涂清官”。整部作品对明末司法状况的描绘相当复杂,所要反映的是末世的失序状况:政治、社会道德和社会管理,同时陷入了普遍的崩溃与混乱,法律的腐败不过是其突出的表征而已。
  在《金瓶梅》所展开的现实批判中,针对的主要是市井和世俗生活。作品中所写人物多达三百余名,官员、士人、商人、平民、妓女、游民及街头架儿,尽数囊括其中,涉及价值系统、家庭伦理、商业道德、经济法律等诸多方面。作者借此表现明代经济和工商业的发展,导致的商业及消费文化的泛滥。在商业利益面前,传统的礼仪道德对个人的约束力日渐衰微,世风尚利,人情日伪,整个社会陷于纵情声色的享乐主义氛围中。
  《金瓶梅》的作者所处的时代正是阳明学派思想兴盛的时期,虽然《金瓶梅》的作者未必有王阳明那种创新立说以救时代之偏的自觉意识,但由现实变革而引发的担忧与深创巨痛,与王阳明如出一辙。他对当时社会政治的绝望,对社会生活和人情洞察的峻厉,对人性理解的透侧,通过章回体小说这一特殊的形式,对现实的政治、经济与法律,及颓废的道德、虚伪的人情以及装腔作势的伦理纲常展开了全方位的描述和批判。这种思想意识和观念的呈现,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石破天惊的第一次,具有强烈的“晚明色彩”。
  上述种种,正是《金瓶梅》作者想要通过情色与金钱欲望的外在“工具”来表现内在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巨变的时代主题。

 

三、《金瓶梅》与《红楼梦》


  《金瓶梅》与《红楼梦》的关系,向来也是学术界高度关注的。没有《金瓶梅》就没有《红楼梦》,这是一个十分常见的说法,甚至有人论断《金瓶梅》要比《红楼梦》好得多,那究竟《金瓶梅》与《红楼梦》之间有何关联,又有何差异?
  在人物的关系与性格设置上,《红楼梦》对《金瓶梅》的人物进行了一番深思熟虑的综合和重组。如贾政的呆板、迂腐、教条和毫无幽默感,俨然是《金瓶梅》中吴月娘式的道学先生;潘金莲之于林黛玉,在性格上进行了脱胎换骨;李瓶儿之于秦可卿,则是由实入虚;西门庆之于贾宝玉、薛蟠和贾琏(西门庆的孩子气以及钟情于群芳的痴憨都为混世魔王贾宝玉所继承,而他的贪欲、蛮横和轻狂则分给了薛蟠和贾琏二人);而在孟玉楼身上,也能看见薛宝钗、探春或熙凤的影子,如此等等。
  在情与欲的关系上,《红楼梦》既有欲又有情,而《金瓶梅》则是一个无情无善的世界。《红楼梦》让它最重要的男性形象贾宝玉始终处于未成年状态,是极富深意的。西门庆遍览美色入其彀中的无休止纵欲,到了贾宝玉身上,则被抽象为一种对“美人”的倾慕与博爱。《金瓶梅》的世界是一个充满尔虞我诈的功利性“成人世界”,《红楼梦》则致力于描述一个流溢着青春、幻想和诗意色彩的少年世界——大观园为抵抗世俗社会的风刀霜剑提供了一定的保护。
  《金瓶梅》将儒道释三教合为一体,佛道世界观与儒家关怀(社会政治现实关怀)之间构成了一种全新的关系,以佛道价值观统领全书、将佛道的出世观视为人生解脱的不二法门以及现实人生最终归依的思想倾向,以一种全新的视野,从一个新的价值层面来打量世俗世界的功名利禄和酒色财气,从仙佛的“空寂”立场来观照现实中的人生境遇——既是出世的,又是入世的;既是激愤和批判,又是超脱与悲悯。这一思想倾向与叙事策略,极大地影响了红楼梦的创作。《红楼梦》的佛道框架,正是由《金瓶梅》脱胎而来,所不同的是,《金瓶梅》中的佛道是由日常生活的内部自然生长而来,两者水乳交容,不可分割,而《红楼梦》中,曹雪芹将佛道置身于现实生活的外层,“仙佛”已经演变成了一个类似于神话的外在模式。
  在《金瓶梅》第七十二回中,“功名盖世,无非大梦一场;富贵惊人,难免无常二字”的格言警句到了《红楼梦》中则演变成为“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不同之处在于,《金瓶梅》从世俗生活渐入佛道之境,由入世而出世,由现实入虚渺;而《红楼梦》则是预先安排了神话式的佛道结构,由仙界而历红尘,由虚转实,再化实为虚。《金瓶梅》借用佛教的真妄观,通过“佛眼”的超越性视角,在文学上建立起了全新的“真伪”或“真妄”维度也为《红楼梦》所继承。而在《红楼梦》中,以世俗人情而论,除了真假对立之外,还有“善恶对立”和“清浊对立”,与《金瓶梅》不同的是,《红楼梦》将真假关系放置于中心地位,却并未完全取消善恶是非。而《金瓶梅》中几乎没有一个正面人物,或者说所有的人物都是无善无恶的(详见《雪隐鹭鸶》第110页),在佛家哀怜的目光下,《金瓶梅》中所有人物似乎都成为了无善无恶的“众生”;而《红楼梦》则赋予林黛玉“直烈”“高标”的君子品格,以及出淤泥而不染的理想人格。
  不论是佛道的真妄世界观,还是在此基础上确立的世俗人情中的真假对立,《红楼梦》都全面继承了《金瓶梅》的思想和方法。而如果说《金瓶梅》是对一个世界的蓄意颠倒的话,那么,它伟大的后继者《红楼梦》则对它进行了再次颠倒。如果没有《金瓶梅》的奠基之功,《红楼梦》高屋华夏之建立是完全无法想象的。然《红楼梦》能作为四大名著之首,也有其当之无愧之处,虽可说《红楼梦》脱胎于《金瓶梅》,但其有“青出于蓝胜于蓝“之势,在叙事手法、情节设置、人物角色命运安排与思想架构上都比《金瓶梅》来得更加严密,又因其与《金瓶梅》所处的时代不同,作者面对的社会风气及创作潮流也不一样,在《红楼梦》中,对于性事与色欲的描写与叙述上变得更加隐晦与高明。也正是如此,才不至于如同《金瓶梅》一样,落入色情小说之体系。
  格非在《雪隐鹭鸶》中论述:纵观中国小说史,《金瓶梅》堪称第一部全景式、多层次描绘社会人情及现实状况的旷世之作,就社会生活的全方位再现而言,即便是《红楼梦》也有所不及。关于《红楼梦》后二十回之谜,格非在作品中有一个小小的建议:若要了解曹雪芹八十回后的情节走向,可以从《金瓶梅》后二十回看出一个大概。因为《金瓶梅》与《红楼梦》在立意及文章技法上构成了明显的互文关系,《红楼梦》没有来得及写出的部分(无非就是一个“散”字),《金瓶梅》却有完整而精确的呈现。在《金瓶梅》后二十回的基础上来揣摩和想象曹雪芹的未尽之意,虽不中亦不远矣。

 

四、《金瓶梅》的文学造诣与现实意义


  在《雪隐鹭鸶》中,格非以46则修辞例话勾连全书关窍,剖析赏读《金瓶梅》写作的精妙之处,堪称文本精读的典范。《金瓶梅》的作者,特别是绣像本的作者,在文章的结构章法,人物感情与性格的刻画上,都能入木三分,前后呼应,有隐有现。
  在情节衔接过渡上,《金瓶梅》第一回中,由“西门庆热结十兄弟”而过渡到武松,作者采用暗渡陈仓之手法,通过西门庆等人在庙内结拜时对庙内大厅供着的“马、赵、温、黄四大元帅”进行评论,重点落在赵元帅的身上:赵玄坛头戴铁冠,手执铁鞭,常常骑着一头猛虎作战,众人即开始对着赵元帅身旁的那头猛虎议论纷纷……从此处落笔,作者通过铺垫、付脉、过度与转换,进而让打虎英雄武松的矫健身姿呼之欲出(详见《雪隐鹭鸶》第180页);在人物的处理上,薛嫂、孙歪头这样一类小人物也能够做到活灵活现,绝不因为是次要人物而作简单化、脸谱化的处理。每个小人物,哪怕是“一过性”人物,都尽可能写得生动准确、自然合理,着实令人钦佩。在小人物的处理上都能如此尽心,就更不用说在西门庆、吴月娘、潘金莲的人物身上,是何等下功夫了;在细节描绘中,仅通过吴月娘与西门庆夫妻交恶这一事件中,作者的手笔细腻就可一窥全豹(详见《雪隐鹭鸶》第210页)。加西亚•马尔克斯在《霍乱时期的爱情》中,也有关于夫妻冷战的著名篇章。但比之于《金瓶梅》,则有小巫见大巫之别。《金瓶梅》中的夫妻交恶一节,写尽了人情世态之玄奥幽深,而又若出自然,让人不禁为之击节赞叹。
  在作品的主旨与思想表现上,《金瓶梅》的作者更是丝丝不苟,环环相扣,以虚化实,化实为虚,作者极大的叙事耐心和出神入化的笔法,有如老吏断狱,令人称奇。这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少能见到能与之相较的作品,对于从事文学创作者来说,《金瓶梅》也堪称为一部大有裨益的学习宝典。
  世人谈及《金瓶梅》,往往将其视为中国色情小说的鼻祖和渊薮,或者说将它视为色情文学登峰造极的奇观,这当然是一种误解。作为描述十六世纪广阔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其与明代勃然兴起的色情小说,固然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它主要是把社会的种种丑态浓缩在“性”里,进行细致入骨的描写,以此来批判社会的不成体统,揭露纵欲的后果及报应,用以劝诫世人。
倘若将《金瓶梅》中当时社会的世情与今天的现实进行比较,会发现,世道人情历四五百年来而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甚至更为败坏。格非在《雪隐鹭鸶》中论述:我甚至有些疑心,我们至今尚未走出《金瓶梅》作者的视线。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或许正是四五百年前就开始发端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大转折的一个组成部分。《金瓶梅》给我们提供的是一面镜子,观照丑陋世态的镜子,让世人在其中反省自己,从世俗的欲望之中逃脱出来,寻求人生光明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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