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位文友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后期，全国的文学社团如火如荼。作为文化名镇的资丘文化馆也不甘落后，召集一些文学爱好者成立了文学社团，办了社刊。大概是稿源欠缺，我们3个在小报小刊发表过一些文章的作者被请到文化馆写稿，由馆里提供住宿及基本生活费。
    3个人当中年纪最大的是田艇，年近半百的，老三届毕业的高材生，因成份不好一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取消成份论之后他已过而立之年，想用文学创作来展示自己的才华，无奈家中被三个儿女拖累得一贫如洗，妻常把贫困的怨气在他身上发表，最后修改成争执不断的吵闹。煤矿工人田原本来刚满30岁，可是满脸的胡荐掩盖了他的真实年龄，沉默少语的脸上写满了深沉。他本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十分用功地读完高中时，国家取消高考多年了，被推荐到煤矿当了工人。可他并不快乐，甚至有种难以释怀的压抑，只有文学能让他忘却烦恼。我是父亲用艰难和希望苦撑着我读完高中的，幸运地参加了高考，不幸运的是以微弱差距落榜了。文学让我们走到一起,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田原对我和田艇特别关照，因为他的经济实力比我们的好。每次的午饭他总要约我们一起去馆子加餐，并不由分说地付钱。为了礼尚往来，我有时也咬牙请他们吃饭。 虽说我的经济也不大宽裕，可我在父母手下为人，树大好遮荫。这却苦了田艇，他时常在算计着节约点伙食费为孩子们买笔记本呢！
    在一起相处了7天时间，发生了许多的事，说出了许多掏心窝子的话，一但要分开，都有点依依不舍，难舍难分。将走的时候，田原在馆子里订好饭菜，为的是最后在一起吃一顿饭，喝点酒，聚一聚，叙一叙。当饭菜端上桌之后，唯独不见了田艇。田原十分恼怒地大喊：“真是不可理喻。”我在门外转了一圈，发觉田艇正在一小摊前拿着一个馒头在吃，便走回来对田原说：“算了吧，不要勉为其难了。他一定觉得光吃你的不好意思。”“为什么？他怎么会有这个想法。我与他不同，回去加个班够吃几顿饭的。”田原说着，跑到小摊前，夺过田艇手中的馒头，强行将田艇拉进了饭馆。
    我与田艇一道回家时，他一直默不作声，我想也许是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有时为了维护自己的自尊就成了极度的自卑。从田艇门前经过时，田艇约我去他家喝茶。我们还没走进田艇的家门，他的妻子便从屋里飘了出来，紧绷着脸，劈头盖脸地对田艇吼道：“晴天大日头的，到处东游西荡，不想吃了？”田艇听了这话，急得脸红脖子粗，瞪着眼怒喊道：“你这泼妇，太没休养了。”谁知他的妻子听了这话，放声大哭起来：“我没休养，就你有休养，那你就看着办，昨天老师又催交学费了，田里的苞谷苗黄得再不施肥就没有收了……”听了他妻子的哭诉，我一阵心酸，默默地向家中走去。
    田艇跟在我的后面，难为情地说：“你不要笑话，她以前不是这个样子，她是艰难得烦的。”
    我相信是环境改变了人本身。听说田艇恋爱期间，偷割了队里的几匹棕准备打草鞋穿，被人发觉，这对于地主子女来说犯了大忌，除了写检讨，还打锣游乡。游到他未婚妻所在大队，有人私下里说，田艇这回是赔了夫人又拆兵了。哪知田艇的未婚妻却大度的一笑：“这有什么了不起，割几匹棕打草鞋又不算强盗。”田艇的未婚妻义无反顾的嫁给了田艇后，夫妻也是恩爱的。有次田艇不知从哪里获得一本禁书《红楼梦》，爱不释手，可在家里看怕被人知晓，妻便让他躲在屋后竹林里看。田艇躲在竹林里，光着上身，侧着身子躺在一大块石头上一看就是一整天，直到晚上洗澡痛得直咬牙时，妻一看身上晒蜕了一块块的皮，心疼得直掉眼泪。
    环境改变了性格，性格主宰着思想。压制愤怒是最大的美德，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压制愤怒。虽然日子艰难，田艇对文学依然一往情深，坚守得如梦如痴。他的一首诗《舟读》在地级刊物上发表后，得到了12元的稿费，他去镇邮局领取稿费后，身不由已地走进了书店，将小孩的学费挪用，买了《平凡的世界》和《冬天里的春天》等。当田艇随着一摞书走进家门时，其妻什么都明白了，冷冰冰地向他抛来两个不愿说出口的字：离婚。他别无选择，只得下决心从苦行僧似的精神炼狱里解脱出来，同文学一刀两断。
    田原的创作势头很猛，除叙事诗《煤孩》在《诗刊》上发表外，他的短篇小说《男人国的黑小子》被《青春》杂志看好，让他作些修改后欲发头版头条。令他失望的是他的修改稿寄出两月，却不见编辑部的任何回音，他忐忑不安地写了一封催问稿件的信投进信箱时，怎么也放不进去，他吃惊的用手掂了掂木制的邮箱，很沉。他愤怒之极，取下邮箱高高举起，猛地向水泥地上掷去，邮箱破裂，一邮箱信撒了一地，他在一大堆信中找到了《男人国的黑小子》……
    田原这篇小说矢折后，散文《话说赌博》在党报的副刊上发表了。他还没来得及高兴时，被矿长叫到办公室。矿长极为严肃地说：“你摔邮箱之事还未处理，却又自己承认参与赌博，我们就旧帐新帐一起算。”田原脑袋嗡地一轰，他这篇以第一人称写赌博，阐述赌博危害性的文章，竟被矿长当成了证据。他抓起矿长扔在他面前的那份报纸，将报纸撕得粉碎。他为自己的感觉一阵苦笑，转身，离去，留下一路心的碎片，从此与文学挥泪惜别。
    20多岁之后，我成为人父，完成了生命中最美丽最实质的蜕变。在这期间，经历了人生最艰难的时刻，写作常常与忙不完的农活和忙不完的家务撞车。在生活的重压下，顾自写些东西，成了我内心的一种表达方式。因为这种艰苦坚守，我不在乎清贫，不在乎受苦，不在乎寂寞，对文字抱着一种信仰，一种敬畏。因为执著，我的作品也断断续续地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可是我与田艇及田原之间的交往，因他们不再从事文字创作而中断了，一想起来让我心里涌上一阵难言的情绪，它既苦涩又悲壮。每当我翻阅早时同他们在一起写的一些作品时，还能从中翻看出好多往事和抹不掉的情怀。当这份斩不断的相思，忘不掉的牵挂侵袭得我寝食不安时，我去煤矿找过田原，令我始料不及的是，煤矿早已解体，承包给了个体，田原也不知去了哪里。而田艇的住地因修水电站成了库区，移民到了何方也无从知晓。
    朋友总是因缘而聚，又因缘而散。光阴荏苒，转眼已是十多年不曾见面的田原突然给我来了个电话，说他从一本杂志上读到我的小说后，又从编者按语里获悉了我的电话号码，除了礼节性的问候之外，还想对我艰难的文字创作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资助。
    按照田原提供的地址找到他居住的小城时，见到了与早前判若两人的田原。拥抱之后，便是叙不尽的别后情谊。原来田原离开煤矿之后，在小城开了个矿山日用品专卖店，生意出奇地好，日子也就过得特别舒心。舒心的日子，忘掉朋友是件很正常的事。幸亏田原偶而还看些书，从书中读到我的名字时不曾健忘，否则我对他的相思和牵挂永远也找不到归宿了。酒席间，勾起了许许多多的情缘。谈到田艇时，田原找出一盘光碟放给我看。放的是跳丧鼓的场面。棺材旁边放着二尺多高的牛皮大鼓，高嗓门的歌师搬了把椅子坐在鼓旁，手中鼓棰有节奏的敲着，口中念念有词。棺材前四条汉子踏着鼓点，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口之歌之，和唱起舞。他们时而对掌擦肩，时而挽臂扭腰，时而冲拳踢腿，时而相互戏闹，颤摆晃摇，走转蹦跳，如醉如痴，酣舞不止，将土家撒尔叶嗬带入了高潮。
    望着跳得大汗淋漓的四位汉子，田原指着年纪最大的那位对我说：“他就是田艇，移民之后在民俗文化村工作，活得很充实，很快乐。
   望着老当益壮的田艇，我陡然间明白了，茫茫人世界，无论我们漂泊在何方，无论我们的境遇如何，做自己愿意做的事，用一颗安恬明达的心，去从容地面对生活，和一颗乐观自信的心去正视生活，就能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