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茅海建，《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
1921年至1949年的中共党史，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都可谓辉煌灿烂。从上海的兴业路进军北京的中南海，一代共产党人创造了中外历史的奇迹。相比之下，研究这一时期的党史著作却是淡然无采。我不止一次地听到青年学生对此类著作表示生厌。
就我个人的看法，此类著作之所以失去读者在于雷同，或者脱胎于同一模具。而且，当此类著作的绝大多数结论不是来源于作者个人的分析，而是采撷于某人讲话、某项决议、某次会议时，研究就失去了意义。人们的心目中久已将中共党史视作政治层面的产品，学术层面的活动自然难以进展。尽管没有一个人或一个部门宣布中共党史是研究的禁区，但使许多人望而却步的是种种纪律。
中国的传统哲学强调“定于一”，中国的传统史学主张“善善”“恶恶”，然而，对中共党史研究影响最大的，又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就象中国革命深受俄国革命之影响一样。于是，党史学界似乎在追求一种尽善尽美的标准读本，其目的也不是如一般史学家对历史进程进行描述或分析，而是拿来向广大人民群众宣教。当人们手中已经有了可以包得满分的标准答案时，探讨还有什么必要呢？
最近十几年的开放，使情况发生了变化。科学的最基本标志就是会有不同声音的存在。于是，许多论文和著作少了些教条的色彩而更具个人的思索。杨奎松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的论文一直引人注目。当我花费了整整一周读完了他的著作《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时，顿时感到找到了什么。
（一）
共产主义运动最基本的特征就是理论指导下的实践。革命者将理论问题放在首要地位。然而，中国革命一开始就遇到了两大悖难：
一、按照经典理论，共产主义是国际的事业，一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后，应不顾最大的民族牺牲，支援他国革命，且唯有如此，本国的社会主义才有可能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中生存。然而，与共产国际名分实不分的苏共，在实际操作中，民族主义又高于国际主义。“工人无祖国”的口号，悄情换成了苏联是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唯一祖国。
二、按照经典理论，共产党应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其使命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可是，在中国，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都十分弱小。当主义和现实之间缺乏直接性和对应性时，革命策略的意义就显得特别重要。当中国的工人阶级中还没有力量产生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意义上的共产党、产生苏维埃模式的革命时，来自唯一社会主义国家的精神和物质的支助，就有了决定性的作用。由此，杨奎松将他的视野平行且交叉地放在革命策略和国际环境两大要素上，就提出了一连串不同以往的见解。历史学家需要一双治史的眼睛。
在杨奎松的这部著作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莫斯科的对华政策由两大因素组成一是世界革命理论二是其国际战略，尤其是对日战略。后者比前者更重要。为了减轻来自日本的压力，支持一种力量来与日本及其所支持的军阀相抗衡，莫斯科选择过吴佩孚、陈炯明，最后全力支援孙中山和冯玉祥。尽管中国共产党几乎是靠着莫斯科的帮助和承认才得以成立和发展，从主义上说，与苏联更近，但很大程度上成为苏联与孙中山、冯玉祥合作中的伙计。国共合作，对中共说来是奉命，对苏联说来，有其安全利益。因而在鲍罗廷等人的眼中，国民党就是一切，中国共产党的最大功能，就是成为能左右国民党的力压千斤的秤砣。
在这种情势下，中国共产党人在执行命令的同时，不止一次地表示失望。从世界革命的角度说，那么多的卢布和步枪应当给中共而不应该全给孙中山、冯玉祥和蒋介石。然而，从苏联对日战略角度来看，中共拿了这些援助，必遭各派势力的一致反对，不是更麻烦吗？
因此，在孙、蒋的心目中，国共合作实为“国苏合作”，依靠苏联的力量来壮大自己。这也是一种策略。所谓“联共”，更多地为了苏联的援助而“容共”。当他们的力量壮大到一定程度时，分裂就不可避免。而在中共领导人的心中，既然此时的革命尚属资本主义的性质，中共的任务似乎须得帮助自己的真正对手，以使其强大到值得自己去推翻，因而在策略上不免有许多败笔。
莫斯科的世界革命理论和国际战略的交互作用，使之在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上政策多变。杨奎松展示的细节足以让人吃惊，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实情居然如此隔膜。然而，当俄国人自选的蒋介石、冯玉祥、汪精卫一一变向以后，中共与共产国际作了同一选择—暴动。这是俄国经验在中国的运用，也同样地表现出隔膜，尤以“苏维埃”模式为著。让人更为吃惊的是，杨奎松的这部著作说明尽管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经常性地存在着意见分歧，但大体上还是听命的中共中央与远东局乃至共产国际第一次真正的抗争，乃是１９３０年向忠发、李立三的激进主义路线—通过暴动而夺取一省或数省政权而进入全国革命高潮而促进世界革命，为此，苏联应当为配合中国革命，经内蒙而直接出兵中国北方，并在满洲与日本开战！李立三等人之所以敢如此犯上作乱，出自他们认为掌握革命理论的自信，其无所畏惧的抗辩言词，使他们看起来比俄国人还更懂得俄国革命的真谛。
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理论问题仍是中共领导人难以摆脱的百慕大三角区。主义走向崇高之后，现实不免降至从属的地位，由此失去的不仅仅是革命策略的正确，而且是革命策略的本身。杨奎松对１９１９年至１９４９年革命策略紧扣不放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他对中国革命一般特点的心得。而他在书中不断提示的国际背景，又结实地说明，在世纪急剧缩小的世界中，国内问题同为国际问题，仅仅从中国或中共的角度去思考，许多历史问题难以得到真答案、真解决。
（二）
在《中间地带的革命》一书中，我个人最有兴趣的是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描述。与时下许多号称走下神坛实际奉为偶像的书籍相反，杨奎松的研究，更具历史著作的价值和风采。
毫无疑问，毛泽东是中国革命杰出的策略家。他出生于湖南中部的农村山坳，熟识中国社会，而其马克思主义理论却似乎比在莫斯科喝过罗宋汤的一班人士短了一大截。秋收暴动后长期在根据地指导实际斗争，使得他不象前几任中共领导人那样注重得理论的真传，而是更多着眼于现实。这也使得他有了较多的策略的灵活性。而他与前几任中共领导人的最大差别，在于并非完全听命于莫斯科的摆布，一切服从苏联的利益。对此杨奎松有一段精采的概括：
“毛泽东是那种更加重视自己国家革命事业的土生土长的共产党领导人。与王明以及大多数共产国际领导人不同，他并不认为苏联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唯一祖国，更不会以服从社会主义苏联的利益作为自己一切政策的出发点。恰恰相反，他多半只是把苏联的存在和巩固，看作是便利于自身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外部条件而已”。
然而，独立地指导中国革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更多的只是在毛泽东的思想深处的短暂闪回。毛在中共领导地位的最后确立，在于1938年共产国际投了重要的赞成票。而遵义会议后，中共的主要决策及毛泽东的思想仍深受共产国际的影响。“统一战线”最初由王明在莫斯科提出。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到“拥蒋抗日”，既是中国革命的形势使然，也是苏联对日战略作用于中共的结果。面临抗日战争、国共合作、苏联大力支持蒋介石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新形势，毛泽东也同样要从头学过。
1937年11月底王明回国到1938年秋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的思想一大转弯，趋向全面贯彻共产国际的意图，他不仅赞同“抗日高于一切”，甚至提出了恢复第一次国共合作形式的主张，保证共产党“将加入党员之名单提交国民党的领导机关”，既“不组织秘密党团”，也“不招收任何国民党加入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顺利改编并获急速发展，有日本全面进攻的威胁，有中共策略正确的因素，而1937年至1939年苏联高达2.5亿美元的对华援助同样不可忽视，否则蒋介石肯放任这支异己的力量吗？
最引人注目的是1940年秋至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国共磨擦已达到高潮，愤怒的毛泽东准备与国民党兵戎相见，但莫斯科为其对日战略，最后命令式地对毛说了“不”。把苏联的利益置于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之上，这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毛泽东的反抗。1941年6月苏德战争开始后，莫斯科为了自身的安全，不惜要求弱小的中共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来牵制日本，并提议八路军主力打通外蒙通道，接受苏联援助来增强对抗日本的实力。毛泽东以中国革命为计，婉拒苏联的要求，终于历史转折性地对俄国人说了“不”。
对此，杨奎松写道：
“随着1940年秋天以后同共产国际和苏联之问发生意见分歧，经皖南事变，苏德战争，直至援苏问题与苏联发生矛盾，这迫使毛泽东下决心调整自己同共产国际及其联共党之间的关系了。继而，毛泽东以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入手，开始将斗争矛头指向王明和博古为代表的少数长期以来深受共产国际和苏联党某些领导人宠爱，并自诩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中央领导人？？这样，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及其苏联党那种已经长达二十年的下级服从土级的关系，开始物底改变了”。
正因为如此，至1943年５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时，延安一切平静，毛泽东提出了“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
然而，毛泽东的这些举措，并不意味着中国革命之国际背景的削弱。正如杨奎松所言，毛泽东“一边反对无条件地服从苏联或共产国际，一边却又高度重视来自苏联的意见并渴望与之建立理应更为密切的直接的援助关系”。由于苏德战争，中共不可能得到苏联的支助，而苏联为取得美国的援助却一再公开承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当毛泽东、周恩来一旦意识到争取美国支持的重要性并付诸行动时，其工作的意义立即展现出来：以往是蒋介石顾忌苏联援助的中断而不敢对中共下毒手，此时成了罗斯福要求蒋介石让中共分享政权，其手段仍是援助。等到苏德战争结束，斯大林转眼东方，情况顿变。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多少有苏联的幕后活动。1948年秋，林彪率百万大军由东北入关，相继攻略华北、华中、华南。这支决战决胜的力量的成长壮大，又与进入东北的苏联红军的暗中相助不可分离。俄国科学院院士齐赫文斯基最近发现1949年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几十通电报，证明了在解放全中国及中共对美外交上斯大林完全赞同毛泽东。这虽在细微处与杨奎松的著作稍有抵牾，却在总体上支持了他的结论离开了国际背景考察中国革命，多少会走向偏误。
值得欣赏的是，杨奎松在此书中的史料功夫。他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共产党人发刊词》等重要著作的原刊本，与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文本相对照，发现其中的一些观点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被修改了。应当说明，毛泽东本人并不讳言自己犯过错误，他对其论著的修改，既是作者的权利，也应视为其修正错误的表现。更何况这些著作所表达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毛泽东的一大创造，肇始之期亦不可能达到止于至善的境界。可是，这些修改的论著，只反映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期而非为其成长期。历史学家不能将后来的毛泽东，作为当时的毛泽东。杨奎松在书中还透露，1946年初，毛泽东受莫斯科的影响，一度准备走战后法共的道路。这不免使人联想后来“文化大革命”中对“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凶恶批判，无疑是用后来的毛泽东，来否定当时的毛泽东了。
（三）
我在阅读《中间地带的革命》一书时，明显感到作为读者的我与作者之间的旨趣差别。作者致力于理论的新释，为其初建的架构不遗余力，分析时更不惜笔墨。我却偏爱于对历史真实的描述－－－六届四中全会、西安事变、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中共在东北与苏联红军的关系？？都使我得到很大的满足。可是，许多我所感兴趣的历史真实，在此书中往往作为论说的例证，而非为论说的主体。
深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影响的中共党史学界，历来注重贯穿党史著作中的理论架构，以宣传中共的成功历史经验和党义。正如一个人可以用各种方式写其自传，一个政党亦可用其特有的方式来撰写本党历史。但作为步调一致的结果，正规的党史著作更象一部理论著作，缺少对历史真实的描述。众多的读者熟知中共的经验和党义之后，仍对历史真实不甚了了。由此看来，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差别，很大程度上又成了一种职业差别。杨奎松是一位党史专家，急欲回答党史学界的诸多理论问题，而我从未研究过党史，对这些间题也少进一步钻研的兴趣。
因此，这部书的价值主要存在于与其它党史著作进行理论比较，对许多读者来说有着一定的难度。社会的现实需要又是怎么样呢？由于缺乏对历史真实的了解，“文化大革命”中，人们普遍接受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宣教。这种全民性的偏误的党史知识的普及活动，使事后的人们往往感到上了一当，认为党史变来变去。眼下书肆坊摊上畅销的各种粗制滥造且打着披露真相幌子的伪劣假冒的党史书刊，正是适应了读者急欲了解历史真实的心理。稍作夸张地说，这是第二次全民性的偏误的党史知识的普及。人们总有一天会意识到又一次上了当。连续上了两当之后，人们对党史还会有信任感吗？
实际上，那些制造劣书的作者们，内心中也明白自己的产品质量不高，但横亘在他们面前难以逾越的障碍是对史料的掌握。史料的阅知与考订是苦事是难事。而杨奎松则不然。就在这本书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许多新鲜的材料。
我不止一次地听到和看到这样的论点描述历史是低级层面的，解释历史是高级层面的。这种说法自然有其道理。历史学家不能以对历史描述为满足。但是，一部《史记》几千年魅力不减，靠的不是“太史公曰”，而是司马迁对历史的精采描述。
正因为如此，我虽然认为《中间地带的革命》是一部写得很不错的书，但并不是我个人喜爱的那一类历史著作。我虽然认为杨奎松完全可以用自己的理念来撰写此书，但似乎与众多读者渴求阅知准确可信的党史真实的愿望不那么衔接。我以为，历史著作的最基本功能是叙事，议论风生虽可见历史家的智慧，但毕竟已出历史之外。而对历史真实生动且准确的描述又是史学之树常青的一股活水，尤其是关于中共党史。“以论带史”虽便于读者咀嚼，但却剥夺了读者从直接了解历史真实后自我得出结论的乐趣。
也因为如此，当我读到杨奎松的新作《向忠发是怎样一个总书记》（《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１期），立即感到是一篇史料、描述、分析俱佳的好文章。它回答了许多问题，也给读者留下了思考。
历史著作本无一定之规。历史学家也不应受任何束缚。我也自知，我对《中间地带的革命》一书的写作指导及方法的议论，可谓无理。但是，坦率地说出自己读后的感受，我以为，那是对作者更为恭敬有礼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