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

    我祖辈世居湖北省兴山县峡口镇利方岩村，因土地革命时担任建阳坪管理区康乐乡贫农团主席的祖父在岩岭口分得一栋地主的土墙屋而举家乔迁。后来我祖父因贫病交加，了无生趣，默默为子女们编织好几双草鞋后悬梁自尽，留下我父亲兄弟姊妹4人与寡母相依为命。
    光阴似箭，我大伯逐渐长大成人，肩负起全家老小“顶梁柱”的责任。1962年，时任建设公社4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大伯为发动村里的年青人参加民工建勤事宜而四处奔走动员，忙得焦头烂额，说得唇干舌燥而收效甚微。有人不服气地对他说：“莫光劝我们哒，看你幺兄弟年纪也不小了，你怎不让他去呢？！”——这句诘问顿时让大伯哑口无言。其时我二伯早已参军入伍，转业后分配到妃台区任青年干事，姑母也早已出嫁。我父亲就此别过老母和兄嫂，独自踏上了修建兴（山）保（康）公路之途。
    工程竣工后，一部分人留在兴山县养路队（兴山县公路段的前身），另一部分人（包括我父亲）则参加了基建工程队远赴木鱼的崇山竣岭、秭归的江汊河浜继续从事公路建设工作。修路工作不但十分艰苦，而且异常危险。基建队的工人们常常腰里系着安全绳，吊在悬崖峭壁上钻洞爆破。抡完一天的八磅锤，常常累得直不起腰来；扶了半晌的钢钎，晚上摘下劳保手套时往往跟着揭下一层掌心上血泡磨破后带起的皮肉。土石方多靠肩挑背驮，唯一的运输工具就是几十辆胶轮手推板车。无论电闪雷鸣，还是狂风暴雪，只要出工的口哨一吹响，工人们全齐刷刷地列队等候队长分派任务。工人们住的是板壁工棚、油膜毡顶，吃的是生蛆的鱼肉、“镶边”的洋芋片（因人太多，食堂顾不上刮皮）。随着旧工程的不断完成和新任务的迅速来临，辗转搬迁成了工人们的家常便饭，我父亲最多时一年搬过八回“家”。常常由于爆破或施工失误，不断有工友葬身荒野，甚至死无全尸。
    当时木鱼镇以南属于宜昌地区兴山县地界，以北则归郧阳地区房县管辖，1972年湖北省从两个县境各取一部分区域正式划为神农架林区，从而成为全国唯一以“林区”命名的地方行政区。
    由于在长期的共同劳动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1974年，父亲与同在基建工程队工作的一位当地姑娘结为连理，并于1975、1977年相继诞下了姐姐和我。在工程队摸爬滚打了二十余载后，1984年，由于林区组建各级政府机构奇缺人才，吹拉弹唱样样在行，曲谱、棋谱件件精通，能说会道、爱写善算的父亲调入木鱼镇人民政府工作；母亲也早已于1980年由基建工程队女工班班长调入木鱼供销社当了一名售货员，我们一家四口终于过上了比较安定的生活。
    在我年幼时经常随父亲乘坐客运班车返回老家探亲，一次在路过兴山宝坪时，父亲指着车窗外香溪河对岸的仿汉建筑对我说：“看，王昭君就是那儿的主人！”我当时对母亲单位的“一把手”供销社主任的权威已有直观感受，听到父亲向我介绍一位“主任”时颇为不解，心中纳闷道：“告诉我这些干什么，你认识一个当领导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值得这样殷勤推荐吗”？ 
    随着父母工作的变迁，我们不断更换住址，所在地名也走马灯似地一会儿一个样。原工作、生活在木鱼镇，随后来到红花乡，红花乡跟九冲乡合并后改名为“红花镇”，再后来红花镇又与木鱼镇合并，统一称做“木鱼镇”。
    1992年我以优异的成绩从神农架林区红花中学毕业后，填报升学志愿时，父母授意我选择中专学校。一来是为了让我早日参加工作；二来我当时双眼已高度近视，唯恐长年苦读会对我的健康不利。于是我在志愿书上郑重地写下“第一志愿：湖北交通学校；第二志愿：林区一中”。我得偿所望，被当时的湖北省重点中专，全省二十多所交通类中专、技校的“龙头老大”录取，远赴省城武汉开始了长达4年的求学生涯。
    1996年我临近毕业时，父亲苦口婆心地交待：“我们的老家在兴山，希望你以后叶落归根。”我谨遵父命，拿着学校发的派遣证，于当年8月被正式分配到兴山县公路段工作，几年间先后从事了办公室文秘、工地现场施工员、机务管理、路政执法等工种。2002年2月，由于种种原因，我毅然向单位递交了停薪留职申请书，开始了自己单枪匹马“下海”闯世界的游子生涯。

打 工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
    辞别了亲朋，我在沿海城市“盲流”了一段时间，后来与多年的同窗兼邻居孝敏取得了联系，到浙江省温州市投奔故人而来。
孝敏为我接站，并在远嫁当地的姐姐家热情地款待了我，还帮我租了一间房，让我与两位林区老乡、一个安徽籍男子4人共处一室。
    室友们与孝敏同在一家大型私企务工，他们的举止作派让长期待业的我艳羡不已。一天晚上，安徽籍男子面有得色地挽起自己的裤管朝我炫耀：“晓峰，你看我腿上的汗毛多么浓密，这说明我在家从未下水田干过活！……我家盖的楼房是全村最高的！”我哭笑不得地揶揄道：“可能你家的地基建在全村最高的山顶上吧”。
    当时每天清晨便会从窗外飘来街上的叫卖声“喜之郎，喜之郎……”我不明所以，询问房东：“难道是卖‘喜之郎’果冻的？”后来才得知原来是兜售鸭蛋的。鸭，当地人谓之“水鸡”（发音“喜之”），蛋则被称作“郎”，所以“鸭蛋”就被呼为“喜之郎”了！温州市通用温州方言与闽南语，而温州方言不仅各县区讲法不一致，就连同一县区的不同乡镇发音也会有区别，其复杂、拗口程度足以令外乡人“一个头两个大”。
    在温州用工有三大首要条件：一是求职者为本地人或者会娴熟地运用当地方言与“土著”交流；二是欲从事文员、公关、推销等行业，美女优先；三是熟练工。以上三条我无一具备，因此常常辗转各处，被形形色色的职业介绍所和老板们骗来哄去，或干脆拒之门外。也曾从事过几份工作，但都维持时间不长即被老板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炒鱿鱼”。
    一日，我在街上找工作，看见一位打工仔模样的外地青年骑自行车载着女友赶路，突然被迎面驶来的当地中年男人用摩托车撞翻在地。当地人口吐浙江温州晦涩“鸟语”，气势汹汹地对外地男子施以拳脚，外地青年则逆来顺受地任其发泄。中年男人余怒未息，最后竟一把扣住他的女友，让小伙子回家拿一千元人民币来赎人。这一幕让素来嫉恶如仇的我义愤填膺，不由得牙关紧咬、双拳紧握，思索再三，最终却悻悻离开。
    一天街上热闹非凡，原来是某村竞选村民委员会主任。其排场、架势却堪与美国总统竞选相媲美。一串长长的豪华车队环街而行，为首的车顶上高音喇叭里播放的是候选人天花乱坠的“就职演讲辞”。全村男女老少随后被邀请到五星级饭店就餐，餐后“童叟无欺”，每人排队领取一件饮料及一条“中华”牌高级香烟。
    我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转悠，在一家店铺前突然被一位浓妆艳抹的肥胖女人叫住了：“喂，打工的，过来，过来！”我随着她的示意走进里屋，她指着墙角一只同样肥硕的死耗子对我颐指气使道：“给我把它拎出去，扔得远远的！”我闻言怒目相向，气冲斗牛，旋即转身逃也似地跑回了大街上。
    当地有一种河南人经营的烩面，只需花费两元钱，佐以生蒜瓣、白开水即可混个囫囵饱，是囊中羞涩的我辈打工者首选充饥之物。我一日只进两餐，竟一连捱过了二十多天这种不沾荤腥的日子。
    后来在孝敏姐夫的帮助下，我拿着中专毕业证、修理中级工技术等级证、计算机等级证以及各类荣誉证书，终于在一家生产电器开关及银触点的私企谋到了一份仓库保管员的差事。
    我每天的工作主要就是将若干银锭搬来挪去，切割称重，分发到各生产车间，再将加工后的余料回收，用软毛刷把银屑仔细收集入库，以及将各类配件的收支情况录入电脑等。
    这家私企有二十来个残疾人，均为温州本地人，是老板为了配合民政等部门检查，作为“福利企业”免税的“活广告”，其余数百人都是如我等身体健康的外来务工者。
    三个月试用期眼看就要到了，一天晚上加班打卡时我不慎迟到了三分钟，于是按照“迟到一分钟罚款10元”的厂规，我一天的工作不但白做，而且还得倒贴。转身回家睡觉去吧，另一条“旷工两次无条件开除，不予支付分文工资”的厂规让我望而却步。
一天上班中，一个跛脚男子指着我的鼻子说：“快点把钥匙交给我，我要去找一些配件！”我连连摇头：“这我可不敢，你需要什么，我拿给你或者陪你帮忙找。”跛脚男子傲慢地说：“我是车间主任，×总是我叔！”我还是摇头坚持：“不行不行，我做不了主，丢了东西我可赔不起！”“瘸主任”不屑地撇撇嘴，从鼻子里哼了一声：“什么素质，不识抬举的东西”！
    几天后，“瘸主任”为一桩小事找碴对我拳打脚踢，口中还喋喋不休地用当地方言疯狂叫骂，心情本就不好的我不禁“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拾起手边的秤砣冲着他的脑袋径直狠砸下去，将他砸了个“满脸开花”。
    “瘸主任”最终被送进了医院，我却仍在坚守岗位。一位好心人对我说：“晓峰，还不快逃！走晚了，命就没了！”并叮嘱我不可直奔长途汽车站或火车站，要多转几趟公汽，到邻近的镇子后再乘回乡的车，以防被人围追堵截。一语惊醒梦中人，我顾不得找老板讨要工钱，飞快地跑回宿舍，联系上孝敏后，向她借了一千元钱踏上了返乡之路。
     回到家中，在听我讲述了此行的经历后，孝敏的二哥孝云笑着冲我翘起了大拇指：“晓峰，好样的！你真厉害！我曾在温州打工数年，只见他们经常欺负‘外码子’，还从来没见过打工仔敢揍当地人的！我过去就亲眼看到过一个温州佬端着双管猎枪追赶一群外地民工，边跑边放枪。”我大吃一惊：“他难道就不怕法律的制裁吗？”孝云说：“怕什么？他们有的是钱，死刑判缓刑，长期改短期，最后来个‘保外就医’、‘监外执行’，没几天就又在街上耀武扬威、吆五喝六了！”

修 路 

    我家位于木鱼镇青峰村四组，小地名“晒仓河”，由于多年前山下的小溪边有一架巨型公用水磨，又名“水磨山”。
    从209国道（神宜生态旅游路）边到我家是一条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由生产大队组织当地农民修的黄土路，我家斜上方住着怀林一家。我家本与外公家毗邻而居，在青峰村担任了三十多年党支部书记的外公长年生活在土地改革时分得的地主的土墙屋里，晚年时方搬进了舅舅为他在公路边修建的水泥楼房，老屋则出售给了祖青。祖青家隔壁住着成喜一家老小，他们两家门前有一个向阳、宽敞的水泥稻场。继续往前走是纯治、荣先和孝云家，门前也分别建有水泥稻场和猪圈。坎下则住着我母亲从供销社调到铁合金厂后的同事兰芳和阿玉两家子。
    2002年腊月间，我和怀林、孝云并肩散步，对这条通行时“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的黄土路都颇有微辞。尤其是我家深受其害，在勤扒苦挣，自建两层水泥楼房时用拖拉机运输水泥、砖块、砂石等建材，不知请了多少人帮忙推车，遭了多少无名罪、花了多少冤枉钱！时任青峰村村委会主管会计的怀林建议道：“不如我们联名写个申请，让镇领导批一些水泥，大家再投工投劳，定可将路况大大改善！”——三个年青人一拍即合，当即找来皮尺进行丈量，最终得出了这条路总长300余米的结论。
    当晚我思如泉涌、奋笔疾书，就这条路的重要性作了详细描述：此道不仅是我们9户人家的通行必由之路，而且也是坡上青峰山、兴隆等地近百户村民的出行捷径，为数十年前早已形成的“通衢大道”。凭着我在交通部门工作过的职业敏感以及对国务院扶持“三农”事业发展文件精神的领悟，引经据典，言辞恳切，强烈要求木鱼镇人民政府鼎力支持这项农村公路硬化工程。
    第二天，我们三人到众乡邻家一一游说，使得大伙纷纷在申请书上签字并摁下了鲜红的指印。从木鱼镇政府民政办主任职位上退休在家的父亲却摇头叹息道：“我原来在政府上班时，曾多次向镇领导反映、建议，均未被采纳，看你们三个小娃子能搞出什么好名堂” ？
    当我把联名信递交给青峰村村委会主任，我的小学同学红灯要求他盖证明公章时，他看罢却对我的文辞颇不以为然。我反唇相讥道：“看来我只能给交通局长、公路段长当秘书，根本不配给村委会主任当秘书！”——这句抢白呛得红灯无地自容，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最终只得乖乖就范。
    怀林后来亲手将联名申请书呈报给了时任木鱼镇人民政府镇长冯子兵手中，冯镇长亲自实地踏勘后，欣然允诺为我们解决10吨水泥，他的表态顿时赢得了围观群众的一片欢呼和热烈鼓掌。
    一条300多米长的小道上，却盘踞着几只“拦路虎”。路边紧傍的几块巨大的岩石使车辆通行十分不便；在小路上方的农田里深埋着一根粗大的电信缆杆，下部的固定钢索从路面斜拉而过，令超高的车辆难以穿行。我通过当地的巡线员，用家中的电话联系上该段电信部门的负责人，数人作陪，在孝云家宴请了他们一顿，并言明道理，拜托他们支持。此电杆遂被我们9户人家义务投工，由电信部门派技术人员现场指挥，迁移到了路坎下的农田中。我们又借来凿岩机，在路边岩石上钻孔，我腆脸向当“包工头”的亲戚家讨来了炸药和雷管，并安排专人在公路两侧警戒过往行人和车辆，终于将这群“拦路虎”一一制伏。
    次年正月初八，是怀林的新婚大喜之日，乡邻们都来捧场道贺，是日家家扶得醉人归。正月初九，我们9户人家迎着鹅毛大雪，在一块孝云早已探好的河滩边修起了拖拉机上主线的便道。在修建便道遇到巨石拦路时，我母亲凭借担任过基建工程队女工班班长的爆破经验，亲手放了几“巴炮”，终于扫清障碍。河中一颗颗砂粒、一块块卵石正是我们心目中最佳的筑路材料。
    一天，当我们在当阳河边采砂取石时，却被住在河对面的壮男启国牵着一头犍牛赶来阻止。他跋扈地说：“这段河里的沙是我和武政早就分了的，河这边的归他，河那边的归我。你们想刨，没得那么便宜，把价钱谈拢了再说！”我听后十愤慨：“国家的江山岂容你们两人私分？请问你们在水利部门办了许可证没有？即使办了，我们是从事公益事业，不为营利，有政府冯镇长替我们撑腰，叫水保站把钱退还给你们，砂石让我们修路的先用！”启国欲发难，但眼瞅着我们十来个人手握钢钎、铁锤和镐锄，个个怒目圆睁，最终没有轻举妄动，只敢高声大嗓地骂骂咧咧。青峰村党支部书记成贵闻讯赶来，劝退了启国，我们的工作方才得以重新继续。
    采砂场由一个干涸的深潭沉积形成，位置比较隐蔽，从公路上过往不易察觉。当我们修好通往主干线的便道时，便有人迅速在当地水利部门办理了采砂许可证，为自己开辟“财路”，并阻止我们运输砂石。当我们将情况反映给木鱼镇政府领导时，取得了他们的支持，要求尽量满足我们的工程需要后再作他用。说来也怪，当我们将预算好的筑路砂石全部运走后的当天夜晚，老天突然降下了一场大雨，当阳河水暴涨，将积潭里的砂石冲刷得一干二净！
    当时我跟怀林、孝云三人经常于夜间召集9户人家开会商议修路事宜，会议往往由成贵书记主持。 经过集体研究，最终一致推荐由怀林担任工程指挥长，负责财务管理及全面工作；由晓峰和孝云担任副指挥长，分别负责协调、技术指导和纪律、出工出勤等工作。
    在开挖路基时，我们再次遇到了阻力。住在公路下方的成红、佑琼夫妻大为不满，认为侵占了他们的粮田。在残缺的路基垮塌处，他们也见缝插针地补种了庄稼。由于我的外公与隔壁老人大半生相处融洽，我母亲幼年就拜成贵、成喜、成红众兄弟的老娘为“干妈”，我到成红家冲他们夫妇叫了声“舅舅”、“舅妈”，然后跟他们言明道理：“路本来是直的，怎会呈锯齿状？！无非是年长日久坍塌而致，在缺口的地方搞种植实在不妥，再说这么点儿场子又能栽几兜白菜？毁了您们的青苗，我们帮您们把田中的大石头拾掇一下，便可恢复不少可耕种之地。本来我是要将路设计成弧面，外边筑培坎挡水，里面修边沟泄流的；万一您们不让我们修路，那我只好取消修培坎的计划，让山洪直接冲到您们田里算了！”好说歹说，软磨硬泡，最终以四哥成喜无偿转让给他的五弟成红两行油菜的田地才得以了结。
    毕竟当过三年多工地现场施工员，我对水泥路的结构及筑造程序还算在行。料已备齐，到了天气转暖季节，我们将卵石悉心排列在路基上夯实。拿人工拌匀的粗砂浆垫底，用振动泵压实，然后再取细砂浆罩面。以防热胀冷缩破坏水泥路面，我们用木板将路段间次隔离，形成了收缩缝。为了增大磨擦系数，我们又在路面车辙行经处刻上了一道道花纹。大家自己动手、并请来师傅帮忙浆砌排水边沟。
    那段时间是我有生以来从事过的最繁重的体力劳动，常常在睡梦中还在搬石头、刨沙子。可苦中有乐，为了统一上工时间，我们早晚都在自家用餐，中午则商定由9户人家轮流做东，各家的主妇则互相攀比，变着花样做出可口的饭菜，来犒劳我们这些修路的“有功之臣”。
    当然，在这首全体动员、集思广益的“大合奏”中也有不和谐的音符。在我们中间，祖青和孝云的体质最棒，干起活来也毫不惜力，他们曾豪迈地说：“力气是奴才，去哒又转来！”而往往偷奸耍滑的荣先、成喜则常被“分管”工地纪律的孝云责备和讽刺。有一次，荣先指着一块重达百余斤的大青石对我说：“晓峰，这块石头蛮要得，你把它搬到拖拉机上去！”我心知他是欺我身单力薄，生性执拗、自尊心强的我向来不服输，我把上衣一脱，咬紧牙关硬是独自一人把这块大石头掀进了拖拉机车厢。孝云当时不在现场，他得知后心疼地说：“晓峰，下次他再敢这么对待你，你直截了当地跟他讲，要搞你自己搞，我是懂技术的文化人，你是个下苦力的大老粗，就该你来搬这块石头” ！
    为了节约资金和体力，经我们三个“首脑”议定，修路归修路，但我们一概不帮家户人家打水泥稻场，以后被车轧坏了自己出钱请工翻修，再重新造牢实一些。
    从成喜家往下走是纯治、荣先和孝云家。纯治家门口有一个大蓄水池，拦住了去路，经我们上门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纯治一家主动拆除了水池，我们承诺给他家补偿一些水泥和砂石。
    从成喜家到纯治家的路很窄，车辆根本无法通行，路两旁是纯治和荣先家的农田。我们经过协商，双方同意各自平均让出一部分田地修路。通过现场测量、设计，我们在路两旁双方家的田地里栽好了界桩。第二天一大早，大家却发现界桩似乎有挪移的痕迹，经现场查勘，显然是大大有利于荣先一家。我和孝云上前同他理论，荣先怒不可遏，咬牙切齿地说：“我们这么一条小小的路，哪个搞不来？!要个么B施工指挥长、技术负责人？！晓峰的劳力不球行，做事的样子我根本看不来！我搞一天的事，晓峰起码要三天才搞得完！”孝云欲指责荣先，荣先却蛮不讲理，两人最终扭打成一团！荣先是外来的女婿，他的媳妇、妻姐也纷纷赶来帮腔助阵，叫嚣不已。后来被闻讯而至的荣先的内弟，我明白事理的“发小”光平冲着姐姐、姐夫一阵咆哮，方才平息这一事件。
    在这条水泥路与主干线的沥青路联接时，我突然想到设置交叉道口需在公路路政管理部门办理行政许可。遂与我在湖北交通学校的校友、我的学弟、时任林区公路管理处路政管理支队支队长的王辉取得了联系。王辉一行人前来现场踏勘，我告诉他此路形成在先，主线修建在后，同时又是公益事业、便民工程，并早已取得木鱼镇政府领导的支持，请他们高抬贵手，提供便利。王辉遂即爽快地予以应允。
    这条路竣工时，我们在一起痛饮庆功酒，分摊运费大家掏钱时也都很乐意、爽快。曾预备邀请冯镇长为通行仪式剪彩，请电视台“曝光”的，由于种种原因被搁浅。并欲在路口立一“同心路碑”，记载我们众乡亲携手修路的一段佳话，碑文我已连夜撰好，最终却以经费原因而宣告流产。

尾 声 

    我曾有个美好设想，等以后有钱了据此路的外缘建一道龙形扶手，龙尾在我家门前，龙头冲主线路口，并悉心雕砌，使其流光溢彩、活灵活现。在与主线联接的大路口扎一道彩拱门，吸引前来神农架林区观光的游客上门探奇，各家可普遍兴办“家庭旅馆”，大力发展“庭园经济”，开发一些诸如“现场采茶、制茶、品茶”、“自助打核桃、板栗，采摘水果”之类的旅游项目，并组织妇女制作特色手工纪念品，定可充实乡邻们的腰包，改善家庭的经济面貌。
    2003年夏季，我被建阳坪老家的堂姐雇请从事驾驶“教练”及客运司机工作，专营兴山老县城高阳镇至水月寺镇线路。由于当时“非典”肆虐，出行人人自危，车辆时时消毒，外出返乡者往往都要被隔离观察，生意自然出奇惨淡。
    2004年2月，我两年停薪留职协议已到期，自然回到原工作单位——兴山县公路段继续上班。
    2005年11月我成婚前，因我在兴山没有住房，父母忍痛将在水磨山自建的二层楼房贱卖，举家搬迁至兴山县高阳镇购买的一套旧宅中居住。
    弹指一挥间，转眼我离开红花已有5个年头，由于杂务缠身，始终没有机会再回去看看。2009年春节期间，在跟远赴温州务工的孝云的一次长途电话联络中，我深情地说：“大哥啊，我俩虽然从小一起长大，但你比我年长几岁，交往不算太多，我们之间深厚的友谊还是缘于当年那次一起带头修路啊！”孝云说等他返乡后，一定接我到水磨山做客，让我在魂牵梦萦的那条亲手打造的水泥路上多走几个来回，和故人聊聊天、叙叙旧。一席话让我热泪盈眶、思绪万千。
    仔细回想，当时除了我们9户人家外，还有许许多多曾热心帮助过我们修路的乡亲们，纸短情长，恕晓峰不能在此一一点名言谢了。若有记忆差池、关键漏误，还望故人海涵！
    无意间，我们竟颇有前瞻性地引领了一把“村村通水泥路”建设的时代潮流，我的人生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于2009年2月23日凌晨6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