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各民族共同的价值理念，王蒙总结了32个字
“我在新疆生活观察到的生活习惯等方面的不一样太多了，很有意思。汉族人缝扣子，针向右外侧拉，而维族人是往左肩方向内侧拉。汉族的木匠推刨子是往前推，维族木匠是往自己方向拉。俄罗斯木匠也是这样，师傅就是这样教的。汉族洗衣服拧衣服，手腕上下相对着往外拧，维族喜欢正手手腕朝内拧。这有什么问题呢，这样生活才丰富多彩。”王蒙认为，尊重差异、互相交流、互相包容、互相欣赏，和学者费孝通提出来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一样，都是非常美好的理念。
刚到达乌鲁木齐时“焕然一新”的感受，很多年以后王蒙说起来还是如在眼前：“首先给我冲击的是火车站上播放的各族歌曲，铺面从右到左横写的维吾尔语招牌。然后是异域风格的建筑，那时候建筑都是粉红色的绿色的，房顶经常是洋铁皮的。现在回想起来，完全是一幅凝固的油画，只是没有保存下来。还有各家各户堆着自己的煤山，因为那里经常遇到零下20摄氏度、零下30摄氏度，有时候达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
多民族聚居的特点，使得新疆的饮食文化多元化融合。抓饭、烤肉、牛杂碎、馕、油搭子、列巴、酥糖、奶疙瘩、马奶酒、啤渥，各种干果加四季茶饮，各具诱惑。俄罗斯软啤格瓦斯的酿制配方，还有拉条子、馕、酥糖等的制作方法，即使现在，这些特色美味的“私房秘笈”他还能一一道来，去北京的一些新疆餐馆找回忆至今是他生活中的一大乐事。
“后来好多人问我：在新疆那16年里干了些什么？我开玩笑说，我在新疆花16年读了个维吾尔语博士后，预科3年，本科5年，硕士3年，博士3年，博士后两年，正好16年。”王蒙笑言。
因为每天和维族老乡一起吃包谷馕，一起抡坎土曼，一起扛200多斤的大麻袋，刚到伊犁的几个月后，王蒙就可以用维吾尔语在生产队的会上发言了。社员们听了很高兴，还要给他评“五好”社员。
“语言对我来说是生活，不仅仅是符号。”王蒙说，写小说的人天生就有一种对生活的兴趣，而语言和生活是分不开的。在伊犁，除了劳动和日常生活，王蒙大部分时间都在学习维吾尔语，读维吾尔语版的《毛泽东选集》，唱维吾尔语的颂歌。当时《中国语文》杂志上刊登了一篇《维吾尔语简介》，王蒙的父亲看到后专门千里迢迢给他寄去，这篇论文后来成了王蒙的“秘密武器”。社员们发现，王蒙的维语不光是词汇丰富，连语法都无可挑剔了。
有了“另一个舌头”，也就有了另一个世界。除了参加公社社员的互助劳动，参加丧葬乃孜尔，参加歌舞聚会，听各种家长里短，和维吾尔朋友一起喝酒侃山，更是这位北京来的大知识分子从不错过的学习场合。参加那些纯爷们的聚会，把段子说得半荤不素带俏皮话和双关才算过关，要是太过直白就会被批评。
“所有和维吾尔语言相关的书籍，当地农村家庭有的，苏联出的维文小说，我都读。鲁迅的《呐喊》、《彷徨》，高尔基的《在人间》，都有维语版的。”王蒙学习维吾尔语，同时把汉族的许多故事用维语讲给维族群众听，和维吾尔族农民交朋友，直至后来可以随意地出入于任何一家。当副大队长那阵子，王蒙学会了解决邻里纠纷，雨天帮社员抢修房顶，当然了，路过瓜地瓜农顺手摘个瓜让他品尝这样的待遇他也欣然接受。这个过程在王蒙看来，既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接受，也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认同。
“在新疆的16年，对我的一生极其重要。”王蒙说，自己受到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宗教的感悟，更懂得了求同好异、党同喜异的道理，更宽容也更理解与自身不那么完全一致的东西，懂得了不同的参考和比照、容受能力与理解能力对于一个人的重要，“各民族之间需要爱、理解和沟通相维系。换句话说，需要一种精神层面的‘混凝土’”。
在王蒙看来，中华文化是一体多元的文化，生活中各种文化是相互交融的。任何一种东西，当它传播到一个省区或者一个民族，必然要本土化。“比如拉面，不但新疆的拉面和北京现在到处挂着牌子卖的兰州拉面不一样，南疆的拉面与北疆的拉面也不一样。南疆的拉面一条长长的，象盘香一样，一圈一圈转着，估计一条就能煮一锅。北疆就简单多了，切成许多小记子，然后一条条拉成面煮着吃。”王蒙说，但是在整个中国，不管是中原地区文化，还是新疆地区的文化，还是藏区的文化，不管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有着非常共同的文化理念，十分一致的价值追求。王蒙用32个字来概括：敬天积善、古道热肠；尊老宗贤、崇文尚礼；忠厚仁义、太平和谐；勤俭重农、乐生进取。
“很多我们的故事他们都知道，比如说属相，属羊的，属马的，他们也论；比如说跟中医有关系的，吃什么东西是凉性，什么是热性，什么上火，他们也这么讲；很多词就直接用汉字，比如说道理，维语里面就说‘道理’，而且它还可以做动词，比如说咱俩道理一番；农业上的更多，白菜他就叫白菜。”不同民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词汇渊源，王蒙可以毫不费力地列举出一长串，“汉族有些东西也是受人家的影响，像唢呐，人家现在还叫‘suna（维语）’，是他们的乐器，这是咱们从维族人那儿学过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