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辉，这名字挺俗的，一听就可以估算出他的大致年龄。他说他的家乡在冀中平原，没什么名山秀水，只有一条子牙河和一道古长城堤，河与堤从村南蜿蜒而过，那曲折的河和那苍茫的堤仿佛暗合了他的人生。
二十三岁那年，他住进了医院，十八个月死去活来后，就双目失明了。要死要活地闹过之后，他爱上了写作。发表了百余万字的作品，出了两本书。2011年夏，他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京办事处等单位举办的征文颁奖会，主持人笑他简直成了获奖专业户；2013年春，他的散文《我没有草原，但我有过一匹马》获河北省第一届散文大赛第一名，他发表获奖感言时说“我是在以写作的方式跟命运玩一个没完没了的猜谜游戏……”
李东辉还做过电视节目主持人，那档节目叫《青春备忘录》。他还做了七八年的电台节目策划兼主持人，残奥会冠军李端、盲人钢琴调律第一人陈燕等都做过他的嘉宾呢。
他家的客厅挂着一幅著名书法家王厚祥先生送他的八个大字——目中无人，脚下有路。
2008年9月于北京奥林匹克公园
2015年11月5日 第二届文学嘉年华颁奖现场
编者语：
他的作品细腻而有情调，温情却不拖沓，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个不一样的自己。读来深受感动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那个为着故事而成长的心灵和逆流而上的态度。
代表作品：
离乡二百里
这是一个尴尬的题目。也是一段尴尬的距离。我确乎不知该以怎样的心态对待“离乡”二字，该以怎样的心情数量这二百里的旅程。也真的说不清自己究竟算故乡人，还是异乡人。是游子，还是土著。然而，我和故乡的距离的确是二百里。并且，这二百里的旅程用去了我三十多年的光阴。
一
出走、离开、向远方等意识的觉醒，似乎是生命必绽的萌芽。它的到来好像比青春期还要早些。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应该始于第一个梦醒来之后。
确切的说，是在我七岁或者八岁那年夏天。那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家里来了三个女人。大的或者较老的四十岁上下。比母亲大些。母亲让我叫她“圈”娘。这样的称呼我懂是啥意思。“圈”是我称为娘的男人。这个“娘”定是“圈”的媳妇了。只是这个我该称之为“伯”的“圈”，不知是何许人也，我从未见过他。
中间那个女的十七八岁。跟我的小姑岁数相仿。只是比我的小姑长的脸要白，眉要秀，眼要俏。总之，加在一起比我小姑好看。我长到七、八岁，还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女的。然而，比她更好看的还有，就是三个女人中最小的那个。她跟我岁数一般大小，却要高出我半头。她叫玲玲，大我一岁，我该叫她姐姐。
玲玲是跟着母亲和姐姐从天津来的。她的姐姐叫秀清，初中毕业后，本该去东北建设兵团做一名知青。但她不愿意，说那里冷，还有吃人的熊瞎子。在家磨蹭了一年，还是脱不过，无奈之际，“圈”娘听老家的人说，“圈”的一个远方弟弟当了公社书记，就灵机一动，想出一个权宜之策，于是“圈”娘就带着两个女儿回到老家，找到她这位没见过面的小叔子，说要把女儿秀清送回村来当一名光荣的回乡知青，求她这位当了公社书记的小叔子多给点关照。她这位当了公社书记的小叔子就是我的父亲。
虽说“圈”伯人在天津，且已故去，但村上还有两间土坯房归他所有。那是祖上留下的产业。在父亲的张罗下，当家族门出了几个年轻人，把两间虽显破败但尚可住人的老房子收拾修缮一番。“圈”娘母女三人在到村后的第三天就住了进去。
那两天，我也跟着大人们一块忙活。不离玲玲左右。除了长的好看至极，玲玲说话的声音也好听。水水的，嫩嫩的。那声腔，那语调，我闻所未闻。以至她每跟我说一句话，我的心就忽悠一下。就象远方吹来的春风，轻轻摇动野地里的柳丝。懵懵懂懂的幸福着，兴奋着，那是生命莫可名状地在悸动，在喜悦!是将要醒来的征兆。
因了父亲的关照，村上干部把秀清安排到村小学做了音乐、美术老师。看看女儿的处境还好，“圈”娘便在几天后假装放心地回了天津。而玲玲却被暂时留了下来。一来是正值暑假，可以多陪姐姐几天；二来玲玲也愿意在村里住上一些日子，她的新鲜劲儿还没过；三来是有虔诚的祷告，尽管那祷告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但确是虔诚的，是从未有过的虔诚！那祷告很简单——“别让玲玲走，让她在陪我玩儿几天”！
二
我七岁、或者八岁的那个夏天，是一个孤单的夏天。因为那个夏天，我只有一个玩伴。从早晨到黄昏，形单影只的我身边只有一个人。我俩或在广袤的田野上走走停停，寻寻觅觅；或在悠长的胡同里躲躲藏藏，窃窃私语。那个夏天又是最充实，最快乐，最令我怀想的夏天！以至许多年后，还能想起那凉凉的，带着嫩叶香的柳条帽，那钓鱼的玻璃罐头瓶，那村边老井水面的倒影；还有那澄澈美丽的双眸，甜甜的笑，柔柔好听的声音；还有她说起的那坐城市，城市里到处乱跑的汽车、高楼……而这些城市、汽车、高楼，还有生活在那里的人，对我这个七、八岁的孩子而言，是遥远的，飘渺的，不真实的。只有眼前这个仙子一般的女孩儿是真切的，可感的。于是，我挽着她的手说“我能去那里找你吗？”，女孩儿笑着点点头。
夏天很快过去了，玲玲走了。从此，城市、汽车、高楼、好吃的糖果，还有那纯纯的笑，澄澈的眼眸，时常在梦里出现。从此，心开始随梦一起出走。
三
出走、离开、向远方的意识一旦觉醒，心就不再那么安分守己，总被一种似有若无的声音骚扰着、引诱着，终日不得安宁。然而，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毕竟太幼小了。他还不具备追梦的资格和能力，就像一株刚刚破土而出的嫩芽，只好将对天空的无限向往偷偷藏在心里，然后，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在凄风苦雨的磨折下一点点悄悄长大。
随着时光的流逝，童年的那个梦也一点点由清晰、具体变得遥远、缥缈了。时光的鼠标删去了某些细节，留下的只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然而，意识一旦觉醒就不再睡去，它已经变成一个时隐时现的声音，不时召唤我向着一个方向眺望。
十五岁那年冬天，我第一次离开那个偏远、闭塞的小村，带着简单的行李，走进了县城的中学。
走在通往县城的土路上，我一会儿回头看看小村，目光中又是依恋，又是决绝；一会儿望望缥缈、寂寥的远方，目光中又是茫然，又是憧憬。一颗年少的心，仿佛飘在半空中的风筝，既渴望飞得再高一点，又怕那细细的线突然断了。不知不觉中，泪光让眼前一片模糊。
如果说童年的梦是一株嫩芽，那么，青春期的梦就是一枚青果了。淡淡的苦涩中注满了躁动与饥渴。少年的梦时而如水中月，镜中花，时而如天上云，海中帆，他的心是带着镣铐的舞者，飞翔的欲望与种种无奈组合成冰与火的炼狱，考验着他的意志与耐性。好在他还有一个出口，他可以透过这个出口，相信着一份渺茫的期冀与希望。这出口不是别的，就是远方和未来。他可以透过这个出口不时向外偷窥一眼。尽管他看不清外面的世界有着怎样的风景，也不知道未来在何处，但是，他知道未来有希望，远方有风景，甚至他的爱情也在远方某一个地方等着他。
两年高中所学的课程大都忘了，只有在同学中偷偷传看的一本小说至今记忆犹新。那本小说的名字叫《第二次握手》。如果问我那时最羡慕谁或者最嫉妒谁，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就是《第二次握手》中那个叫苏冠兰的男人。而丁洁琼这个名字也成了一个符号，成了一个梦。那时的我不知道这梦是否可以成真，但我知道这梦不在眼下，它应该在远方。所以，我要做的一切，就是要继续出走，继续向远方。
四
三年后，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让我的出走变得冠冕堂皇，有恃无恐。其情状有如一个负气出走的浪子，在一夜暴富后衣锦还乡。所不同的事，浪子走的是归途，我则朝着一个相反的方向决绝而去。
其实，我还可以早一点出走(我们那时的高中还是两年制)，但当时我只拿到一个中专录取通知书，那所中专就在我所属的那个地区专署所在地。那是一个比我所在县城大不了多少的城市，且离家只有二百里。这对一个自认是鸿鹄而非燕雀的狂妄少年而言，那个城市的天空太窄、太小了。我对它不感兴趣。我要去更远、更高的地方。
十八岁那年秋天，我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远行。一个人背着简单的行装，到千里之外的塞外古城宣化求学。从冀中平原我的家乡到塞外古城。我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然而，我却从夏末走到了深秋。
坐落在洋河岸边的校园与附近村落没有什么两样。甚至连我们学习、生活都被安排在几处相隔有几里路的地方。我们分别叫他们“文史村”(中文系、历史系)、“数外村”(数学系、外语系)、“理化村”(物理系、化学系)等。一条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路将这几个“村落”连在一起。小路的两边以及四周的旷野上有一些诸如柳、杨、榆等北方常见的树种。但都不茂盛，再加上已是草木凋零，落叶萧萧的时节，看上去很有一些凄凄惨惨的形状。
大概因了校园的缘故，极目望去，居然看不到一株庄家。更没有家乡那一望无际的青纱帐。起起伏伏的地貌上只有蹙蹙荒草在飒飒秋风中瑟瑟摇摆着瘦弱枯黄的生命。仿佛像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学子们诉说着春天的短暂、美丽，夏天的热烈、奔放。还有此时的感伤与落寞以及对那最后一把野火的渴望!寂寥的天空偶尔有一两只麻雀孤独地飞过，凄凉的叫声仿佛抒发着无法逃离的哀伤。早已退化的翅膀已无力载着它在冬天即将到来的时候飞离这荒寒之地了!
置身于这样一个与生命季节很不相称的所在，不由发出一声常常的叹息——我还不想成熟，秋天怎么就来了!现在想想，大概就是从那一时刻起，一种叫做荒寒感或者叫做荒寒的意识被悄悄唤醒了。那荒野上孤独的枯柳，随风飘转的败叶，寂寥的夜空里惨淡的月光，还有不知从哪里传来的悠悠的，苍凉如大漠孤烟的萧声，无不与生命中那些叫做孤独、怅惘、迷茫、彷徨的情绪一一对应。于是，青春的颜色开始凝重;青春的步履不再轻狂;青春的眼眸开始有雾气弥漫;青春的梦想添了几许淡淡的乡愁!于是，在塞北早来的第一场风雪中，我写下了十八岁那年的第一首诗行——天苍苍，野茫茫，北风寒身雪花凉。孤身贫居幽燕地，何日归故乡!
五
随着荒寒意识的觉醒，还有那淡淡的乡愁，我不由发出了第一声令我自己都大感意外而又惶惶然的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追问犹如一声炸雷，令我心魂震荡。我睁大双眼，茫然四顾，希望能有人给我一个答案。然而，我发现，我自己竟站在茫茫旷野之上。四周除了空寂还是空寂，一切仿佛沉陷于没有方向，没有重量，没有声音的空虚与渺茫之中。于是，我又开始了新的出走。这出走是逃离，逃离这无边的空虚与渺茫;这出走也是找寻，找寻那炸雷的缘起。为自己的存在找到一个凭证。既然来了，总要有个名分的。总该把一些事情说个清楚的。如果连“我是谁”都不知道，如果连“我从哪里来”都说不清楚。如果连“我要到哪里去”都弄不明白，这生命岂不成了无根无据、无来无由、无名无份的非法存在！
如果说十八岁以前的出走仅仅是空间上的愿望达成。那么，十八岁之后的出走或者离开就不仅仅是空间上的位移了。在向往远方风景的同时，更多的时候是心魂的出走与离开。那情形犹如站在空旷的原野，仰望无边寂寥的夜空。出走已不再仅限于迈动的双腿，恰恰相反，沉重的肉身有时竟成了心魂出走的负累与桎梏。是故，摆脱的欲望便更加强烈。
一个周末的下午，百无聊赖的我走进文史村的图书阅览室。这是我入学后第一次来到这里。不是不想早点来，而是迟迟没拿到阅览证。
这里的书架是对学生开放的。走进密如丛林的书架，一下子被那么多的书震住了。一向自负的我突然间觉得自己变小了，变矮了，变得啥都不是了。想不到一册册单薄的书组合在一起竟有如此大的震慑力。存在的虚无与空淼仿佛被这由书籍组成的森林压缩成一片薄薄的叶子。是的，一片叶子。一片羞涩、仓惶的叶子。
我怯生生地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看了一下书和作者的名字，都很陌生。随手翻开书页——酒神精神；强力意志；上帝死了；重估一切价值……这些话我闻所未闻，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我被这些话弄得惊恐不安，我合上书本，闭起眼睛，我想逃，却又有些不舍。那情状俨然一个青春萌动的孩子，无意间窥望到一个出浴的少女，紧张、惊恐、激动、不知所措又不由自主。那美丽的胴体是一个炸雷，也是一个魔咒，我不敢正视，又无法逃离。就这样，曾经的空虚与苦闷被无意间的发现引上迷途。我成了树上的一片叶子，尽情吸吮着来自大地的养分和来自天空的阳光。树成了我的依靠，它为我输送了养分，强健着我的筋脉；我也用自己的嫩绿与活力装点着树的风姿与茂盛。我在以自己的方式与八面来风对话，跟浩渺的星空呢喃。十八岁的生命开始用另一个姿态，面对世界；十八岁的生命开始从另一个角度审视自己；十八岁的生命又一次整装待发，登程上路了。
此后的日子，我成了这里的常客。我在密如丛林的书架间徜徉、驻足、彷徨、犹豫。置身这寂静无声的丛林，生命存在的感觉处于一种强烈的不确定的状态之中。仿佛脚下有无数条路，又好像从来就没有路。寻寻觅觅中我把自己迷失于混沌与虚无。然后又在山重水复时豁然开朗。更多的时候还是在给自己存在的合法性寻找根据。在为我过去的所作所为讨一个说法。我从高高的书架上取下一本书，又一本书，我似乎找出了答案，然而，那答案又让我陷入更深的困惑——八十年代，我的青春岁月恰恰遇到了那样一个时代，走进了那样一个地方，并在那样一种情境下挥霍着我的大学时代——激情似火又心性浮躁，崇尚理想又困惑迷茫。
六
从十八岁到二十二岁，除了一纸文凭，还有两块伤疤为我的生命旅程作证。这两块伤疤一块是有形的，在我的左小腿下端；另一块是无形的，在我的心上。
大一第二个学期，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上完两节课，我和同宿舍的s君回宿舍。那天，我心情很好。心情很好的原因是收到一封信，一个高中女同学写给我的。这女同学很漂亮。是真的很漂亮。无论身段，还是眉眼，无论肤色，还是声音，仿佛就是那个天津女孩的放大版。更令我难以企及的还是她的身份，人家是非农业，家住县城。而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乡巴佬。仅就这一点而言，我跟她之间简直就是天壤之别，中间那道鸿沟不仅难以逾越，而且是一个敏感少年梦的边界。那边界连梦都是不敢逾越的。于是，我只好暗地里跟自己较劲儿，拼命地学。貌似心无旁骛，实则杂念丛生。十个月的在校复读，只有我自己明白那股劲儿到底缘何而来。高考成绩出来了，我居然成了那年的全县文科状元。
成绩出来后的第二天，我去学校填报志愿，不想跟她偶遇，在校门口，我进门，她出门，躲不过了，也不想躲了，就鼓足勇气，跟她打招呼。她好像也希望我这样，浅浅的笑着，一排玉齿轻咬下唇，矜持而娇美，末了，她问我能否把高中笔记借她一用？她说她落榜了，尽管不愁工作，她说她还是想考大学。
梦的界限终于被我打破了。然而，梦依然飘忽不定。尤其是一个人在那样一个荒寒之地，写信与等待回信成了生活中一件诗情画意的事。写给她的信虽没有半字的卿卿我我，然而却是我梦的隐喻言说。她的回信似乎有问不完的问题，都是我曾经死记硬背过的高考试题。淡淡的失望之余，还是有淡淡的喜悦。尤其是今天这封信，她居然在一连串的问题之后加了一句“等你放暑假回来，我的高考也结束了，到时我一定请你吃饭……”此前，在她写给我的信里，从没用过这个妙不可言的“……”符号！今天，她用了。而且用在了请我吃饭的后面！
就这样，我怀着很好的心情，跟s君一路说说笑笑地走着。路过食堂西面的一排平房，s君问我：“看你今天春风得意的小样儿，说说有啥好事？”，还没等我把深沉的模样做到位，一条狗从平房里窜将出来，迅捷又悄无声息地朝我的后小腿猛咬一口。带我惊愕中转过身来，那狗又迅捷无比、悄无声息地跑了。S君撩起我的裤腿，就在左脚后跟上端，小腿肚子的下端，留下了狗嘴的吻痕，并且有殷红的血一点点从那吻痕处渗出来。
那狗是一条笨狗，个头不大，长得很丑。说不清它的皮毛是啥颜色了。不是多年之后的记忆出了问题，而是当时就没注意。这件事跟时间没关系。其实，颜色该是狗的主要标志之一，应该是第一眼就该记住的，但我就是没注意，好在我还看清了它是一条狗。
那狗是学生食堂管理员养的。S君扶着我找到他，告诉他，他养的狗咬了我。他说“你一定是招惹它了，不然，它怎么会咬你。”我说“我没招惹它”，他不信，一口咬定是我招惹了他的狗。那口气比那狗嘴还硬。S君气坏了，就说“如此不讲理，我们就打死那狗”。他听s君这样说，就圆睁那对母狗眼，咬牙说道“你敢！打死我的狗，我就打死人”。他把人命同狗命拉平了。我就火了，我说“你等着，用不了一个小时，我就让你的狗上西天”。
我和s君回到宿舍。他劝我先去学校医院治狗伤，我说先打狗。于是，我从床下拿出一支哑铃，s君从门后抄起一柄我们用来铲煤的铁锨。
我俩来到那管理员家门口，发现连家门带狗门都上了锁。我用哑铃砸开狗窝的门，不见那条老狗，却见五六只尚未长毛的狗崽子拥作一团，滋滋作响。正待我举起哑铃向那人住的房门砸去的时候，s君拦住了我，我明白了他的意思——狗窝的门砸的，人屋的门杂不得。那是一个巨大的阴谋！
我和s君找到学生会主席，跟他说了狗咬人的事，告诉他狗主人说打死狗就打死人。这学生会主席是老三届的高中生，恢复高考后上的大学。他比我们老道，说的话让我们不得要领。到底也不知道他是个啥态度？我拉着s君往外走，心里涌起一股浊浪，品品那滋味，酸中有苦，苦中有涩，涩中有辣，辣中有……
午饭的时候到了。班里的几个同学陪我来到食堂，我站到一个水泥做成的饭桌上，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演讲就这样开始了。我向来食堂买饭的学生们说“我被食堂的狗咬了。我没招惹它，这一点有s君为我作证。可狗主人，也就是咱这食堂的管理员非说我招惹了他的狗，我挨狗咬是活该” 刚进食堂的同学围了上来，我继续说“狗把我咬了，狗主人还不讲理，他说谁要打死他的狗，他就打死谁。亲爱的同学们，难道我们的一条人命还不如一条狗命吗”！已经买好饭的同学不吃了，他们也围了上来。我就大声宣布“从现在起，我开始绝食。在我没得到一个说法之前，在我没把那狗弄死之前，我决不去治疗伤口，如果因此出了问题，一切都要那个管理员负责……”。几百名同学愤怒了，怒吼声在诺大的食堂汹涌滚动。
接下去，就来了一个官模官样的人，他站到另一张水泥做成的饭桌上，拉着长声说“同学们，不要激动，要冷静，不要聚众闹事”。我冲着他大声说道“我们没有闹事，我们只想得到最起码的人身安全，我们千里迢迢来这里求学，难道我们的一条人命还不如一条狗命吗”？我话音未落，一位同学就跳上那张桌子，他一把将那人推下桌子，然后大声说道“少在这儿大话欺人，那狗早就该死，一年前，它就咬过我。走，咱们打狗去”。就这样，几百名同学涌出食堂，朝那狗窝冲去。
下午一点多，狗被从那管理员的房子里弄了出来。没等我上手，就被众人打死了。后来，又被人挂上篮球架子，浇上汽油，烧了。而它撇下的那五六只狗崽究竟命运如何？就不得而知了。激愤往往让我们不顾一切；正义的火也会以正义的名誉殃及无辜。但愿那几只狗崽子能活下来。只是别跟他们的狗娘学！
七
这场打狗风波导致三个后果。一是我结交了一位新朋友，就是同样被那狗咬过的同学。他姓彭，中文系的。读大三，是一位爱写诗的才子。毕业后，他去了新疆。我眼睛失明后，他送我一首小诗——太阳落山了，请你不要悲哀，凉夜仍有繁星，看你如何安排“！
二是我和那狗被载入班史，二十年后，同学聚会，在《历史系80级大事记》中有这样一条：——81年春，食堂管理员家的狗无故将我班同学咬伤，并大放厥词“打死狗就打死人”，引起众怒，遂将那狗打死。是为轰动一时的“打狗风波”。
三是关于我的爱情问题。这最后一点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因为这真是一个问题。
狗被打死之后，学校派车送我去一家部队医院治疗狗伤。班长和另一位女同学陪我去的。打过破伤风针后，医生说不用住院，回去休息两天就没事了。
此后两天，那位女同学对我特别好。帮我打饭，给我买麦乳精、鸡蛋等。我估计那鸡蛋是她用饭票换的。“文史村”附近的老乡每天都提着鸡蛋篮子，装豆腐的水桶到我们的宿舍区叫卖。更多的时候是我们用手中的饭票跟老乡兑换鸡蛋或者豆腐。尤其是女同学，饭量小，手中剩余的饭票多，老乡用这些饭票到食堂买馒头，比市场上要便宜许多。没课的时候，她就到我宿舍来陪我。直弄得我宿舍的哥们儿醋意大发。说我要感谢那狗，不然，哪来的这艳福！
说实话，我这女同学挺漂亮的。可那时的我，心里装着另一个女孩子。也就只好假装不解风情了。好在没过两天，我就上课了。只是经常在阅览室跟那女同学不期而遇。
暑假到了，我在第一时间赶回家。然后，就见到了她。她真的请我吃饭了。她说高考感觉不错，应该没问题。她还是那样矜持，习惯性一排玉齿轻咬下唇。头微微低着，长长的秀发散发出淡淡幽香。梦一般飘渺、迷离。
暑假结束前两周，她接到了一所大学的通知书。这所学校在天津，颇有些知名度。比我那所大学要强上许多。她终没成为我的师妹。淡淡的失望之余，也为她高兴。
开学以后，班里那位同学找到我。那是一个晚上，学校阅览室关门之后，我们相跟着出门，在一棵很粗的老柳树下，她叫住了我。“听说你有女朋友了，是真的吗？”她问的直截了当，我问她听谁说的？她说是我一个哥们儿。返校时，他和她在同一列火车上巧遇。既然如此，我就如实相告了。她低下头，朦朦胧胧的灯光里，或者月光下，我分明看见，她也是一排玉齿咬着下唇，只是咬得很用劲儿。最后，她啥都没说，转身就走了。
这个学期结束后，我们的学校就迁往省城了。到省城后不久，我这位女同学跟我哥们儿的恋爱关系就公开化了。哎！八十年代的年轻人真傻！真的真傻！
此后不久，我接到一封寄自天津某名牌大学的一封信，信中言辞之果决，态度之明确，跟她展现在我面前的羞涩与矜持简直是冰火两重天。从此，我就有了两块伤疤。一块是有形的，在我左小腿的下端；一块是无形的，在我的心上。
八
如果说塞外的荒寒与苍凉给我的青春岁月染上了凝重的色调，那么，后两年省城的繁华与时髦则让我离那个子牙河畔的小村越来越远。有如从蝌蚪到青蛙的转化。身后那条尾巴是在拒斥与反抗中无可奈何的消失于无形之中。内心的矛盾与痛苦皆缘自情感上的认同与理性上的否定。对故乡的感情变得复杂了，有依恋，又不想靠近；有思念，又心存隔膜。这一切都跟我进入城市有关。还可能跟从前那个叫玲玲的天津女孩有关。或者跟那两块伤疤有关。总之，在经历了那些震荡与冲撞之后，我学会了内敛与控制。投向远方的目光一点点收回来，我更加关注脚下的路。对梦想的追求和未来的生活向往似乎不再那么抽象与飘渺，目标越来越具体。方向越来越明确。非功利性的思考与求索逐渐被目的性十足的雄心壮志所取代。不知不觉中，我把大学校园当成了一个基点，一个出发地。我清楚，今后的出走、离开，将不再具有哲学的价值和诗性的浪漫，仅仅是为了寻找一个舞台。我要在那舞台上好好表演一番。然后再登上一个更大的舞台。
毕业了，需要填很多的表格。大都装入个人档案。可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那档案里都装了些什么？只记得在一张表格里有一栏叫“个人工作志向”，我填的是服从分配。看上去有点冠冕堂皇，有点言不由衷。“服从分配”的意思就是没有个人想法，去哪儿，干什么，都由组织说了算。这不免有点造作，多少还有一点悲哀的意味。但那时的我们一旦上了大学，就是公家人了。学费，食宿基本都是国家提供，学成了，自然要听从国家的召唤，甘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拧在哪里哪里亮。这是一个态度问题。态度问题从来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然而，在态度后面，还是隐藏着一点私心的。希望组织看在我态度端正的份上，将我分配到一个有希望的单位。我想去一个离家远一点的地方，好像离家越远，我就更有前途。然而，拿到派遣证，我看到上面的报到单位居然是某某地区教育局。而这个教育局所在地就是我曾经考上的那所中专的所在地。那城市离我家乡九十八公里，倘加上生我养我的那个小村到县城的距离，整整二百里。
九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差四个月不到二十三岁，住进医院的时候，我比二十三岁大两个月。我的意思是说，命运和上帝只给了我六个月的时间在舞台上表演。这六个月的表演我的确做的不错。预想中的效果都出来了。赞许的目光，鼓励的掌声，领导的器重。所有迹象仿佛都在预示我将有一个光辉灿烂，无限美好的前程。
正当我在日记里悄悄赞叹“生活真好！每一天的太阳仿佛都是为我升起的”时候，命运和上帝相互对视一眼，然后轻轻点一下头，心领神会又谈笑风声地开始了对我人生轨迹的彻底颠覆和重新设计。
1985年元旦过后，我先是感到头痛，虽不剧烈，却闷钝难当，年轻气盛的我没太在意，依然在我行我素地表演。接下来就是周身不适，头疼加重，我依然不知醒悟，错把警告当成普通的感冒。直至几天后我开始喷射性呕吐，才被单位的车送进医院。
在那个离乡二百里的城市，在那家条件设施算得上一流的医院，我开始了跟死神的厮守与较量。厮守是无奈的面对，较量则是为了摆脱与逃离。没有多少豪言壮语送给那时的自己，所有的对峙与较量皆源于对死亡的恐惧，是求生的本能使然。
十
我对死亡的恐惧，始自七岁或者八岁那年春天。
那年春天，村里那棵老槐树开的花格外多，格外香。
老槐树长在一个姓李的家门前。姓李的叫李恩元，是我没出五福的大伯。六十多岁，身材不高，背微驼，肤色黑黄，颧骨凸出，面皮下好像埋着两个枣核钉。上推三代都是赤贫。
皆因了那穷，李恩元在文革前曾担任过一年多的村长，并娶了邻村一位有痴呆病史的女子。先后为他生了二女一男，分别起名金镯、玉镯、灵宝，名字虽然都很金贵，人却一个比一个傻。老三灵宝都十五六岁了，还在地上捡羊粪蛋吃（兴许是饿的），嘴里还不时咕哝一句：“真香，不给我爹吃”
有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和两个傻的连他都敢骂的丫头，李恩元的心情和日子可想而知。加上生性懦弱，胆小怕事，“文革”一开始，就向造反派交了权，躲回他那三间破的漏天的土屋里领着老婆孩子弄日子去了。渐渐地，他成了村里最边缘的人，跟那老槐树一样,悄无声息、似有若无地生活着，存在着。
头年冬天，村里住进一伙人。说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开展斗、批、改运动。至于斗谁，批谁，改什么，那时我还小，搞不明白。只记得每天晚上去大队院子里看批斗会。有时也跟着大人们举起胳膊，高呼一些似懂非懂的革命口号。年幼的我，没有什么政治企图，只是觉得那里热闹，那样好玩。我想，有我那想法的人绝对不止我一个。只是他们在那想法的背后还藏着另一个或者另几个想法。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李恩元这么一个大可忽略不计的人，居然在这场斗、批、改运动中火了一把。起因是有人揭发他，说他在当干部期间跟人说过解放前给马财主家扛活，曾吃过白面馒头，其神情大有渴望再给马财主家扛一次活儿之态。这不是妄图搞资本主义复辟又是什么？
六十七岁的李恩元弯腰躬背反绑双臂，头戴纸糊的高帽，站到了批斗会最高的凳子上。几天后，李恩元又被押送到公社接受更大规模，更加热闹的批斗。李恩元哪里见过这等轰轰烈烈的大场面？到公社后的第二天,他就疯了。
大伯被吓疯的头两天，大娘还在家守着他，后来，见他除了白天不敢见人，晚上不让开灯，既不打人，也不疯跑，就下地干活去了。那年月，工分要紧得很，关系到一年的口粮，无论如何是多耽搁不起的。
灵宝虽傻，却有一手绝活。每年春天，他就用一根细长的秫秸杆到老槐树下摘槐花吃。他将秫秸杆顶端劈一道缝，中间横夹一细棍儿，如张开的嘴，灵宝就用这张开嘴的秫秸杆去拧摘槐树上的那一朵朵槐花，其准确度与成功率非村里任何人能比。
那天上午，我在灵宝家门前看他拧槐花吃。每拧下一朵，灵宝就边往嘴里塞着，边咕哝着“真香，不给我爹吃”……
快到晌午的时候，我有点渴了，就跑到他家喝水。推开那扇破旧的屋门，我一下子惊呆了，腿像是中了魔法，动弹不得。我看到的是怎样一幕骇人的情景！就在离我不到两步的地上，横躺着大伯的尸体。但见他头朝外，脚朝里，脸朝上，一双死灰的眼睛直瞪着被灶烟熏黑的屋顶，哽嗓处仍有大股大股的血往外涌着，成群的苍蝇绕着他飞来飞去，血污已浸透他身上的蓝粗布夹袄。他一条腿挺直，另一条腿弯曲着，脚下有一条蹬踢出的土白色沟痕。右手还紧攥着一把闪着幽幽蓝光的剃头刀……
大伯活活被吓死了。他家门前那棵老槐树也被锯倒了，老槐树变成了一口薄皮棺材，老槐树和大伯一起，被深深埋入了地下。
从那时起，我开始惧怕死亡。现在想想，令我恐惧，害怕的根源大概不在死亡本身，而是那样一种亲眼目睹过的，具体而真切的死亡形式。
或许缘于这种恐惧，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仰仗着年轻，试图拉开与死亡的距离。如同受了惊吓的孩子，紧闭双眼，被子蒙头，以为那样就安全了，就躲离了险境。其实，在偶然的生与必然的死之间，隔着的不是年轻，而是无限的可能。不测风云、旦夕祸福、喜从天降、乐极生悲、长命百岁、寿夭早亡、平步青云、命运多舛……一切皆有可能，一旦发生，便成事实。面对事实，除了接受，别无选择。假如可以选择，那也是在接受之后，我们还能否做些什么。
诚然，所有的可能与发生都在那个“必然”到来之前，在那个“必然”到来之前，所有的“可能”与“发生”混杂在一起，裹狭着生命寂寞又热闹地跟着时光一起梦想着，希望着，寻觅着。这梦想、这希望、这寻觅的过程便是出走与离开，也是投奔与皈依……
十一
我在医院的抢救室迎来了1985年的除夕之夜。医院把第一张病危通知书交到了父亲的手里。医生说我换上了一种极为罕见的脑膜炎。他说自打有了这家医院，还没见过我这样的病人。没有任何治疗经验可资借鉴。无奈。我只好告别这个刚刚有了一点感觉的城市.转到北京一家部队医院接受抢救性治疗。
住进这家医院后的第三天，几位专家对我的病进行会诊，他们得出一个结论，我活命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一。即便侥幸得活，也会留下严重的意识障碍。言外之意就是我极有可能会死掉，即便不死，也将成为呆傻之人。他们问我可否玩过鸽子？专家说我这病跟鸽子有关，他们说鸽子身上有那种病菌。我无力地冲他们摇摇头。不是不想说话，实在是没有了说话的气力。其实，我当时很想对他们说：我很喜欢鸽子，从小就喜欢。只可惜我从未养过它们。我不清楚那罕见的病菌是怎么进到我体内的。我更搞不清楚，有那么多人玩鸽子，他们享受了鸽子带给他们的快乐与满足，他们都好好的。我一点也没享受过鸽子们的可爱，却让我的病跟它们有了瓜葛。世间的事，竟是如此无理可讲。无理可讲也没有办法。就只好既来之则安之。
印象里，那十八个月，我一直没离开那罩着白布单的铁架床。一天到晚，床前床后，都是挂着的吊瓶。逢上每周一次的腰穿刺检查，我还要一动不动地平躺上六七个小时。不能枕枕头，不能曲腿，更不能翻身。就那么僵尸一样平躺着。有一段时间，每天要做一次鞘内注射治疗。就是将针头从我脊柱骨的缝隙内扎进脊髓管直接把药液注入其中。每做一次这样的治疗，我都要平躺上三四个小时——舒服莫如躺着。于我而言，却是一种刑法。加之那昏天黑地的头痛，有时真希望自己的脑袋是一只充气过足的气球，宁愿在突然的毁灭中享受那瞬间的轻松与摆脱。有人自杀，定是无法承受那比死更苦的活。
还好，我的脑袋没有成为爆裂的气球。年轻的生命有着太多的留恋，太多的不舍，太多的不甘心。譬如亲情、爱情、还有窗外那依稀的风景。
十二
每天清晨，医生都要给我输上一瓶甘露醇。这样可以帮助我暂时降低一下颅内的压力，让我如蛇蝎啃咬般的头痛拥有一两个小时的缓解。那些日子里，清晨成了我的最爱。那一两个小时的光阴，竟是如此弥足珍贵。
那个清晨，输完一瓶甘露醇，我感觉轻松了一些，有了一点精神，我就让父亲扶我坐起来，我想看看窗外的风景，我已经很久没看到窗外的风景了。
见我又有了看风景的闲心，父亲很高兴，他扶我从床上慢慢坐起来，用被子和枕头垫住我的后背，透过六楼宽大、干净的玻璃窗，我朝外面的世界慢慢望过去，朦朦胧胧中，我看到一轮红日蓬勃升起，视线虽很模糊，但我还是看到了红红的太阳下面飘着淡淡的，薄薄的，轻纱一样的雾，如烟似梦的雾笼罩着一片葱茏的绿。那是一种怎样的绿啊！绿的令我心旌摇荡、如梦似幻。那绿化作丝丝甜意，一点点沁入我心脾。
在那绿的边缘，仿佛有隐约的白，很有些害羞、伤感的意思。我认出来了，那白就是去年冬天的第一场雪。去年冬天第一场雪下来的时候，我住进了医院。
在那白的雪和绿的麦田相交的边缘，好像有一条田间小路，应该是有一条路的，不然，我如何看到一个红衣女孩朝我款款走来！女孩怀里有一束美丽的花，是粉红的玫瑰，不，是金黄的秋菊；再看，又好像素雅的康乃馨。红衣女孩含着笑意，袅袅娜娜地走近我，然后，我们手牵手走进了春的怀抱。
迷离恍惚间，身后床头想起吱嘎声，艰难地转过头来，那个文静秀美的小护士正含笑看着我，缓缓摇转手中的把柄，三分之一的床面一点点被她轻轻摇起。她说“想看外面的风景时就可以把这床摇起来……”,我冲小护士笑笑，目光朦胧中，小护士竟是如此沉静，如此美丽，宝石般水汪汪一双明眸轻轻眨动，婀娜的身姿如风摆杨柳。她真的是一位天使呢！
“来，把手给我，我给你输液……”，小护士语音甜美，自然柔和，下意识把手伸给她，轻轻地疼让我醒过神来，出走的心魂又一次被刺进血管的针叫了回来。
十三
五年前，一群颇具专业水准的播音朗诵爱好者要给我在网上搞一个作品专场朗诵会。我将十几篇散文提供给他们。大都是精短文章。只有一篇比较长，五千多字。题目叫《母亲的泪水是条河》。很快，主持人告诉我，除了《母亲的泪水是条河》，其他作品都被朗诵者选走了，只有这篇作品无人朗诵。理由只有一个，稿子太长，他们担心拿不起。我说：这篇作品必须有人朗诵，否则，我宁可这场朗诵会泡汤。理由也只有一个——我要把这场朗诵会献给母亲。
那晚的朗诵会很成功。《母亲的泪水是条河》感动了在场的所有听众。于我而言，最大的欣慰还是让母亲亲耳听到了这篇早就该听到的文字。我终于没像史铁生那样，因了那些说不清的情绪让自己永远陷入不可弥补的愧悔内疚之中——“在我的头一篇小说发表的时候，在我的小说第一次获奖的那些日子里，我真是多么希望我的母亲还活着。”（史铁生&《我与地坛》）
这稿子写于十多年前，是我送给母亲六十岁生日礼物。曾发在《北京青年报》，后被多家刊物转载。倘使母亲认字，我也许会把稿子拿给她看，然而母亲不识字。我也可以读给母亲听，尽管我能把那稿子全部背诵出来，还是没有。总觉得开不了口。我可以跟朋友说母亲，可以让别人因了我的讲述眼泪汪汪。就是不好意思跟母亲说出我心中对她有着怎样的感恩与依恋，诚然，还有深深地自责与愧疚。
病床上十八个月死去活来之后，一双好端端的眼睛就没了，这代价实在有点大。撕不开，挥不去的黑暗让我恐惧，让我绝望，也让我愤怒，让我发狂。光！你到哪里去了？你为何抛下我独自走了？除了你，什么都可以躲进黑暗之中，然而你是可以把黑暗照亮的啊，你到底躲到哪里去了？没有了光，我二十三岁以后的日子该如何过下去……？
面对我的恐惧和绝望，愤怒与疯狂，心碎的母亲大气不敢出，终日里默默地守着我，陪着我，她无处可躲，无处可逃，她要帮我穿衣，帮我吃饭，还要承受我对她无端的刁难与伤害。
当黑暗降临时，谁都可能袖手旁观，母亲却不会的，她会义无返顾地跟她的儿子在一起，即便不能把光明留住，也可以给儿子一份抵御黑暗与寒冷的温暖。即便连温暖也不能给予，即便儿子不领她的情，她也要跟儿子在一起。
我想，她那时一定用这样的话提醒自己——“我的儿太苦了，不管怎样，我都要守着他，陪着他，他想冲我发火就发吧，发出来他心里会好受一点，比憋在心里好，我是他母亲，就该跟他在一起，死也好，活也好，反正我要跟他在一起……”。
那段日子里，吃饭成了一个问题。每到吃饭的时候，母亲总是小声问我想吃点什么，问了几遍，我不作答，母亲再问，我就火了，冲她大声叫喊“吃饭，吃饭，还有别的事不？我不想吃”，半晌，母亲又小声劝我“吃一点吧，不吃饭身体会顶不住的”，母亲的语调几近央求。我恼怒不堪，既为那非吃不可的饭，也为自己对母亲的无端伤害。可我控制不住自己，我对黑暗之外的一切都想发火。其实，母亲哪里在黑暗之外！儿子没有了光明，母亲的光明又能在哪里呢！
实话实说，母亲做的饭算不上好吃。盐放的多，口特别重。每顿饭花样不多，量却特别大。然而我知道，所以如此，都是过去那些年月把母亲饿怕了。
母亲嫁到李家时，正是“瓜菜代”的年月。母亲嫁过来后，只吃了三天饱饭，之后便是糠菜掺草籽弄成的饼子，外加马齿苋，杨蓬菜等熬成的稀汤。作为新媳妇，母亲都是做在前，吃在后，往往是等她端起饭碗时，已经没啥吃的了。从那时起，饿怕了的母亲做饭时总是往多里弄。
口重的习惯也是在那个年月养成的。油水寡淡，有一点青菜，也到不了母亲的碗里，咸菜疙瘩、和着盐水泡饭是母亲经年累月的食物。
如果说一日三餐我让母亲为难，那么，我长久的沉默和阴郁就更让母亲揪心了。她不知道我在黑暗中都想些什么，但她知道，无论我想什么，都是一种苦。她多么希望能替我承受那苦，多么希望我不再一个人默默地想。她多么希望我跟她说说话，哪怕跟她叫喊，使性子。可那时的我中了邪，总跟母亲较劲儿，她越是想让我开口，我越是不说话，任母亲如何心焦，如何忧虑。
即便如此，我的每一个细小动作甚至表情都没躲过她的目光，她能从我的动作和神情变化里看出我的情绪是哀伤还是焦躁，是沉浸在过去的美好时光里还是碎裂在当下的绝望中。如果我侧身左转，她会马上把一杯水端到我面前，病床的左边是床头柜，我转向那个方向，她便知道我想喝水了；如果我从床上坐起来，她就会马上问我：是不是想去厕所？如果我不作答，她就不再问了。然后，坐到我身后，轻轻为我揉搓后背。母亲的手很有力气，掌心粗糙，无论是给我搓磨后背，还是揉捏我萎缩的小腿，都令我倍感舒服、熨帖。
那是一个飘着细雨的暮春之夜，病房里很静，母亲小声对我说“妈知道你心里难受，这么年轻眼睛就没了，谁也受不了，可咱总还得活下去！”
“活，像我这样活着有啥用？”像是受到更大的鼓励，母亲不加思考，脱口而出“咋没用，只要你还活着，只要我和你爹下地回来能看到炕上坐着俺们的儿子，俺们心里就踏实，就有奔头……”母亲的话必是早就想好了，只是我一直没给她说的机会。
九年前，母亲突发心肌梗死。医生说要放支架，打听一下价钱，要十几万。起初母亲坚决不做。那时，乡下人还没有医保，看病花钱都要自己负担。母亲知道我没那么多钱。她怕我为难，我就跟她说“钱儿子可以去借，妈我可借不来”。母亲就含泪笑道“其实，我真不想走，我想多跟你几年……”母亲还是放心不下我，他知道，自己的儿子不是安分之徒，他的心魂会不时的出走，涉险，钻牛角尖，他总是会触碰一些莫名奇妙的东西，撞了南墙也不回头。她不清楚我为何如此，但她愿意陪着我，多走一程。
在一个小型聚会上，一位年轻的女孩子对我说“几年前我就认识您”，我问“是吗？我咋一点印象都没有？”女孩说“这不奇怪，因为我没跟您说过话”，我问“在哪儿见过我”，女孩说“读大学的时候，经常看见您，傍晚时分，您挽着母亲的手，在校园里散步。有时，您手里还牵着一个四、五岁的孩子，想必那是您的儿子。晚霞余晖里，您一手挽着母亲，一手牵着儿子，真是一道风景呢……”
十四
脑膜炎治愈了，专家们发现，我居然还有着健全的思维和丰富的情感。他们很为我高兴。我却固执地以为，没了眼睛，心性尚存，这是一个错误的安排。其情状有如被切去了翅膀的鹰，上帝剥夺了它的权力，却保留了它的欲望。这现实很残酷，并且不可改变。
到了这种地步，可供选择的余地已经不多了。似乎只有两个：A、既然翅膀不能再生，光明不能再来，那就索性连同生命一同交出来，一了百了。也免了因那欲望而受苦；B、暂时把翅膀和光明的事放一放，静下心来想一想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光明可否以另一种方式把生命照亮？在权力和欲望之间是否还存在着另一个可以置放心魂和生命的所在？
失明之初，我决意选择A。理由很简单，无光明，毋宁死。我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绝食。脑膜炎治愈后，护士第一次给我称体重，四十二公斤，想我这虚弱到极点的身体只要把吃饭的欲望稍加克制，用不了几天，所有的欲望也就统统被消灭了。
那天上午，一上班，年轻美丽的护士长就端着一个金属盘子走进我的病房，听那声响好像是要给我输液。我不无疑惑地问她：“我的病不是好了吗？不是用不着输液了吗？”护士长冷冷地说“没有。根据你的临床症状，你的病有可能复发了。”我急了，慌忙坐起身，大声嚷道：“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呕吐跟脑膜炎没关系。”护士长还是一副冷冰冰的神态：“你怎么知道你的呕吐跟脑膜炎没关系？”“我……”，我颓然倒在床上，像泄了气的皮球。
护士长变得和蔼了，可亲了，她柔声说道：“既然不怕死，当初就不该到医院来，” “我不知道我的眼睛会失明”，我争辩。她含笑问我“那么刚才呢？既然你想自我了断，干嘛一听说你的脑膜炎要复发就那么紧张？”真是一位天使，她传达了上帝教我的第一道旨意。这旨意不好直说，适合用一个故事来表达——一个从未交过好运的人对生活绝望了。他活的不耐烦了，他沿着山路向那个峭壁走去，他想，这山路的尽头，便是他生命的尽头了。猛然间，一条饿狼从路旁树丛中蹿将出来，张牙舞爪地扑向他……故事到这里，有了两个可能：A、让狼吃掉，因为上山就是找死来的；B、奋起与狼搏斗，面对饿狼，他感到了强烈的恐惧，尖利的獠牙和血红的舌头让他看到了生命的宝贵，尊严的神圣。自卫的本能和对尊严的捍卫让他改变了主意，他放弃了容易的死，选择了艰难的生。
然而，除了饿狼，无边无际的黑暗更是一种考验。一天到晚，一年到头，今生今世，我将在黑暗中度过。如果不能为活着找出一个正当的理由，终究觉得艰难的活是一件多余的事。
那么，这理由是什么呢？认真想想，大概还是跟欲望有关。比如，母亲的话语和她那粗糙温暖的手就满足了我对生命之爱的渴望。同时，我也从母爱那里领悟到，我的死活直接关乎到母亲的死活。存在的价值由此凸显。活着便有了一个起码的理由。诚然，既然心性尚存，肯定还有别的理由，比如爱情；比如思念；还有想知道这世界今后的模样；这人间未来的故事……也许这些已经超出了欲望的范畴，但这确乎也是一种需要。而要满足这需要，前提就是首先应该活下去。活下去也未必能满足这需要，但可以努力去追求，只要追求，就有了过程。到了一定的时候，过程就有了他独立的意义和价值。诚如史铁生所言——“行走的本身就证明着目标的存在”。
十五
话说至此，活着的理由似乎比较充足了。可是，这些理由却回避了一个基本的现实——黑暗给生命带来的痛苦。有了活下去的理由，我们可以心甘情愿地承受和忍耐，却不能让心灵释然，让生命超脱。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换一个思路。那就让我们做一个假设，没有黑暗，没有痛苦，情况会怎样呢？我们是不是就快乐了？就幸福了？
也是在那家部队医院，我结识了一个小男孩。如果说我患的是一种极为罕见的脑膜炎，那这孩子的病不仅是罕见，简直就是奇且怪了
小男孩有七八岁，很乖，打针输液从来不哭，一副若无其事的神态。仿佛那针不是扎在他身上。他甚至不知道疼是一种怎样的感觉。事实也是如此，小男孩患的是一种叫无痛觉综合症的病。无论针扎刀割，头破血流，甚至骨断筋折，他都感觉不到疼。起初，我很羡慕这孩子，以为他父母根本就不该带孩子来治。这哪里是病？分明是莫大的福气。没有痛觉，该是一种怎样的美妙！然而，医生告诉我，这病很危险。如果得不到有效治疗，如果不尽快恢复他对疼痛的感觉能力，就会导致不堪设想的恶果。满以为没有痛苦感是一件美妙的事，却不知，痛觉对生命如此重要。看来，人生大可不必视痛苦为洪水猛兽了。
为我普及无痛觉综合症常识的是一位老军医。他姓张，是那家部队医院一病区的主任，住院一年多，我的治疗方案都由他确定。老军医话不多，每天早上查房，他总要在我床边站上一会儿，很少说话，临出门时，他会用手轻轻拍一下我的脸，然后说一声“安心治病，少想别的”。记不清他这动作源自何时，却记得直到我出院时，他依然用这个动作为我送行。
那是一个初夏的清晨，我就要出院了。老军医似乎比往日来得早，他走进我的病房，站到我床边，我坐在床上，跟他面对面。老军医拉起我的手，他说“走，跟我到院子里走走”。
我随老军医来到院子里，他告诉我，这院子有很多树，老槐、古松、年轻的柳树、还有开始挂果的核桃树，嫁接成功的柿子树，虽说种类不同，所在的位置也有偏有正，无论是寂寞的角落，还是显眼的路旁，它们长得都好着呢。老军医问我，可否感觉到树们的存在了？我说感觉到了，空气很清新。除了树，大概还有花草。老军医很高兴，说我一点都不笨。
末了，老军医拉我面朝一个方向站定，他让我抬起头，然后问我“知道你朝哪个方向站着吗？”我略加思考，犹豫说道“应该是东方吧”，老军医又笑了“干嘛应该是，就是东方”。我似乎明白了老军医为何要带我到院子里来了。我给了老军医一个会心的微笑。如果我是当兵的，肯定还要给他敬上一个标准的军礼。
老军医用少有的和缓对我说“你头顶正前方的天空就是太阳，确信了太阳的存在，你就可以变清方向了，就这么简单”。
身后传来唏嘘之声，是母亲，还有父亲。老军医把我交给母亲，用手轻轻拍了一下我的脸“跟你爹妈回家吧，好好活着，别想那么多”。
就这样，自打上高中离开那个小村，从县城到塞外，从塞外到省城，从省城到那个京津走廊间的新兴城市，然后就是十八个月死去活来的折腾，直至走进无边的黑暗。我转了一大圈，终又随着父母回到了我的出发地。
十六
回到子牙河畔的那个小村，一切都很熟悉。像一条洄游的鱼，那温度，那气息，那节律，那质感……所有的一切一如当年。我能从说话的声音，走路的脚步声中听出来看我的是东林的大娘，还是西林的大婶；我能从清晨、傍晚飘荡在空中的炊烟里闻出前院那个大傻子金宝家炒鸡蛋的味道，后院那个外号“小狐狸”的老婆子又在捣弄猪头的焦糊气。
出家门，往右拐，顺着胡同摸索着走到那个不大不小的水坑边，找到那棵柳树。当年，我在这里跟玲玲折过柳条，用罐头瓶掉过小鱼。而今，水坑小了一些，柳树大了几岁。那么，鱼呢，那些没落尽我和玲玲圈套里的鱼呢？离家出走的那个莽撞少年回来了，你们今又安在？你们可曾有过出走的企图？可曾找到了出走的理由和通道？十来年的光景，这水坑可曾干涸？如果水没了，你们还能活下去吗？
母亲告诉我，水坑边长出了芦苇，不茂密，稀疏地围着水坑长。像一道墙，又像一张网。母亲说，这水坑里还有鱼。我想这肯定不是当年的你们。然而，为什么不是你们呢？就像我，已经不是当年的我。可村里人一下子就叫出了我的名字。可我的的确确不是当年的我了。他们可以不假思索地叫出我的名字，但那个名字就是我吗？
跟史铁生不一样，他有一个地坛。他可以摇着轮椅在那座很大的园子里到处游逛。有心无意地领略那园子的破败与荒凉，生机与活力；望着夕阳下古老的断壁残垣想过去，想现在，想未来，想生死……想着想着，他就给自己想出了一个“神”。就从神的沉默里悟出了不为人道的真言谶语；他还可以随便找一处树丛把自己深深隐藏起来，冷眼旁观地打量着 园子里的一切；安静地读一本书；在那个本子上写写画画，为那些或从这园子里匆匆走过，或在这园子里散步玩耍的男女老少，各色人等编造一些好玩的故事。总之，他把自己弄到这园子里来，他可以想起一切，也可以把一切都忘了。他可以把那园子当成自己，也可以把自己当成那园子。我呢？就只有一个水坑和一株老柳。
十七
那几年的夏天和秋天，我基本上是在坑边那株柳树下度过的。起初，母亲很为我担心。那坑里的水很深。我每次出去，她总有些犹豫，想劝阻，又难以开口。最终，母亲还是把担忧留给了自己。任凭我独自呆在那里。然而我知道，无论我察觉与否，我都没走出她的视野。
其实，母亲有些过虑了。既然饿狼已被我赶走，既然懂得了痛苦的必要，再深再险的水坑也不会把我怎么样了。现在，我有了足够的时间，可以比较平和、从容地想一想上帝为什么要这样了。
这问题很实，也很空。不好想。上帝也不会跟我讨论这个问题。我像一个笨孩子，面对眼前的试卷，每一道试题都那么难，答案像一只小鸟，隐没在茫茫林海之中。无论这试题如何刁钻古怪，如何不近人情，我都不能找老师辩理，质问老师为何偏偏把这难题给我。我只能自己面对，找出了答案，算我走运，找不出，也只好认命。
虽说一时找不出答案，然而我确信，上帝既然这样做了，一定是有原因的。他用黑暗把我与光明隔离开来，一定是想让我在黑暗中做点什么。
然而，我能做些什么呢？一个什么都看不见的人能做些什么呢？这个被光明主宰的世界又能让我做什么呢？光明无处不在，我却走不出漫漫长夜；世界五彩缤纷，我眼前只有浓稠厚重的黑。黑暗是一道围起的墙，围起的墙便是囚笼，落入其中，自由便为奢谈；黑暗还是一条锁链，一旦被它套牢，生命即遭放逐。人，竟是如此脆弱无能，曾经是那样的激情豪迈，那样的无所顾忌，甚至不可一世，总以为无所不能，却原来不堪一击。一道围墙，自由就成了渴望，一条锁链，舞蹈就成了梦想。曾经为自己强健的双腿骄傲无比，却跑不过一只小小的野兔；曾经为自己发达的肌肉洋洋得意，却不及一头沉默的老牛；其他身体的机能又如何呢。论视力，比不过猫，论听觉，比不上狗。这不免有些妄自菲薄，尤其这话从我嘴里说出来，又多了几分阴暗之嫌。
是的，这想法的确禁不起讨论。一个起码的事实是：包括我在内，我们谁也不愿意成为兔子或者老牛，更不愿意变成猫狗，理由很简单，我们有本能之外的属灵。无论这属灵从何而来，无论是进化的结果，还是上帝的赐予，我们都应该心怀感激。因了这属灵，我们就有了一条通道，因了这属灵，我们看到了自身的局限和残缺。我们懂得了这局限便是囚笼，这残缺就是锁链，囚笼证明着自由，锁链证明着梦想。同样的道理，黑暗证明着光明，丑恶证明着美善，地狱证明着天堂，偶然证明着必然……自由地向往从看到囚笼开始，舞蹈的梦想从看到锁链开始。行走的步履从听到召唤开始，歌唱从虔诚的祷告开始，局限让我们谦恭，残缺证明了完美。于是，觉醒之路就此登程。
十八
其实，水坑边，柳树下一点都不寂寞。尤其在夏天，水坑里有鱼虾，有青蛙，鸭子们捕食鱼虾，水蛇们吞咽青蛙。孩子们把衣服藏在芦苇丛中，跳进水坑里嬉戏，摸鱼虾，捡鸭蛋，胆大的孩子把蛇缠在细瘦的腰间，炫耀着他们的勇敢。柳树上，有不知死活的蝉鸣，螳螂得意地举起青龙偃月刀，黄雀把喜悦压制在喉咙之内……
柳树下，除了我，常到这里来的有五个人。一个老头，七十多岁，十几岁就离开家，外出谋生。退休后才回来，没办法，老婆孩子都在这块土上。一个女的，三十多岁，二十岁上离开四川的家，做了这村里一个大她十多岁男人的媳妇，男人有使不完的力气，从不让细皮嫩肉的老婆下地干活；一个傻子，就是那个灵宝。老槐树没了，他拧摘槐花的技艺无处施展，快三十的人了，整天蹲在坑边树下，偶尔捡到一个鸭蛋，就边往家跑边嘟哝着“炒鸭蛋真好吃，不给我爹吃”。一个半大小子，小名叫松。是一个白化病患者。
松很聪明，小学之前考试都是数一数二的。初中要到三里地之外的一个村子。每天放学回来，松的身上都是青一块紫一块，书包里要么少了点什么，要么多了点什么，他妈找过老师，老师说孩子学习挺好的，别的事就不清楚了。问松是谁欺负他？松要么一言不发，要么就说“我眼神不好，看不清人”。不久，松就退学了。
松退学了，他还是很聪明。先是学会了修理收音机，电视机，后又学会了修理柴油机、拖拉机。并且都是免费。村里人都夸松心灵手巧，乐于助人。松以为只要有个好人缘，只要自己努力长本事，就不愁吃不上饭，不愁找不到媳妇。他常道柳树下找我玩，跟我讨论人生，讨论爱情……
三年后，松疯了。他把自己关在屋里，不见人，不吃饭，他妈说“孩子一天到晚追着问我——为什么要生他？为什么哥姐都好好的，唯独他是个白化病？为什么没有一个女的爱上他？”
十九
在家三年多，跟我接触最多的还是那个马先生。一个二十岁上没了眼睛的老头。
马先生出身铁匠世家。祖祖辈辈都是以打铁为生。十六岁上，他就跟他爹学起了打铁手艺。两三年过来，他成了远近闻名的小铁匠。不仅如此，他还练就了一副好身板。黑红的脸膛，浓眉大眼，个头不高不矮，肌肉发达，像一头雄健的牛犊。每年秋收之后，他跟爹走乡串村，给人打铁。总能招来不少大姑娘、小媳妇围着他看。
二十岁那年春天，家里给小铁匠定了一门亲。子牙河南十里湾村的一个姑娘。比他小三岁。姑娘的爹早就看上了这小伙子。姑娘长得挺好，性子也和顺。孩子大人都中意这门亲事。说好了秋收后就给他们完婚。
过了秋分节，地里的庄稼收完了，麦子也种上了。小铁匠跟爹收拾好打铁的家什。先是河北岸的十几个村镇，后在一个叫望帆台的村摆渡过河，沿着河南岸由西向东，一个村一个村的走。兴许是心里装着美事，小铁匠的精气神儿格外足，打起铁来倍加卖力，一把大锤被他轮的上下翻飞，有板有眼。最后，爷儿俩到了十里湾。爹说干完了这村的铁活，就跟亲家把结婚的事最后敲定下来，然后就回河北岸的家，那三间新起的，包着一层青砖的土坯房还没扎顶棚呢，新房总该有点新房的意思。
他们在十里湾干了两天，就在打最后一炉铁的时候，一根铁条随着小铁匠砸下的铁锤猛然从砧子上弹起，不偏不倚，通红柔软的铁条蛇一般爬上小铁匠的脸。一声惨叫，一双好看的豹子眼就化成了滚烫的水，化成了污浊的气……没几年，小铁匠的爹就死了。直到咽下最后那口气前，他还拉着小铁匠的手不停地问“我怎么就没把那根铁条夹住？我怎么就没把那根铁条夹住？”
爹死之后，小铁匠失踪了。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是寻了短见，还是到了别处。
两年后，他拄着一根竹竿回到了村里。肩上是一个褡裢，手里有一个铴锣。从此，村里人当面叫他马先生，背地里叫他瞎马。
马先生学会了算命，学会了做饭，学会了缝补衣服。还学会了拉二胡。他能提着瓦罐，拐六道弯，穿过三条胡同到村边那口老井去打水。人们不清楚他从哪里学会了这一切，甚至说不清他是怎么活过来的。马先生却知道他们是怎么活过来的。村里人谁家聘闺女，娶媳妇，盖房子上驼梁，都要请马先生宅良辰，挑吉日。甚至谁家有了病人，遭了晦气，不知日子该往哪里奔时，也要找到马先生求个说法。几十年来，村里发生的一切变故连同隐藏在这变故后面的秘密，都没逃过马先生那双失明的眼睛。他是这村里一个孤独的智者。黑暗开启了他另一双眼睛。
跟我一样，马先生不爱凑热闹。在我满足了乡亲们的同情与怜悯，渐渐把我忘了的时候，马先生才来看我。
本以为马先生也要跟我说那些让我往开处想的废话。不料，他竟呵呵地笑着对我说：“这下好了，有人可以和我做伴了。”七十来岁的人，居然像个小孩子。我有点烦他。
他却不识趣，自顾自地往下说“眼瞎了没啥，我瞎了这么多年，不也活过来了吗？”我不无鄙夷地回了他一句“您活着干嘛？”“给人算命啊！”马先生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我愈加不屑地冷笑道：“靠骗人活着，没劲！”马先生一本正经地反驳我：“这可不是骗人，我给人算命都是教他们积德行善。他们有啥想不开的，我给他们破解破解，啥事拿不定主意了，我给他们说道说道，让他们心平气顺地活着，带着点盼头奔日子，有啥不好？”他居然劝我跟他学算命，我说还是先把自己的命搞清楚再说吧。
马先生成了我的伴，常到水坑边的柳树下跟我聊天。听他拉那把老旧的胡琴。
跟马先生在一起，总有一种幻觉，仿佛置身于一个神秘的所在，身体似乎处于失重的状态，生命的重量被那咿咿呀呀的胡琴声带走了，渺渺茫茫，飘飘悠悠，似有若无，断断续续，像艰难的喘息，像喃喃的低语。
有时，我问马先生“你知道我们在哪儿吗？”马先生说“知道不知道还能咋样？”我告诉他，有一个作家写了一篇文章，说的是一个小瞎子跟一个老瞎子学弹弦子，老瞎子说等他弹断了一千根琴弦，他的眼睛就可以看见了……马先生说“别听他瞎说，看得见看不见是咱自个儿的事。再说了，看得见能怎样？看不见又能怎样？”
是啊，看得见能怎样？看不见又能怎样？看不见的人走路很艰难，看得见的人还不是照样老走错路；看不见的人没了眼睛，看得见的人不也是总丢东西吗？并且还要请马先生帮他们找寻那丢失的东西呢。
松疯了不久，我向马先生辞行，我说：“我又要走了。”马先生笑道：“走吧，我给你算过了，你是水命，不走不流，水就死了。”
二十
告别了小村，顺着一条破旧的公路，向着北方一路走下去，两个多小时，就到了这个京、津走廊间的新兴城市。路边的里程碑清楚地告诉我，这地方离我的故乡整整二百里。
傍晚时分，我进入单位大院。短暂的惊愣之后，曾经的同事热情地跟我握手问候，好像早就期待着我的归来。几个好友像接待归乡游子那样为我接风洗尘，为我鼓气加油。可我是归来吗？我是游子吗？我不是刚从我的故乡来到这里吗？我为什么要来这里？世界很大，很宽广，从故乡到这里，却只有二百里。仅用两个多小时就走完了这段旅程。然而，这二百里的距离，这两个小时的旅程，居然让我从少年走到了中年，从光明走进了黑暗，从不着边际的云里雾里走进烟火缭绕的大街小巷。
躲在这城市的一角，独自做着白日梦。梦里，时常听到一种声音，咿咿呀呀，如去还在，似有若无——马先生又在拉他那把没腔没调的胡琴了。
我没有草原，但我有过一匹马
一
一九八一年初冬，我收到父亲一封信，他说村里又要搞单干了，大块的方田被一根根木头橛子分割成条条块块，木头橛子上写着各家户主的名字。生产队的牛棚猪圈也都拆了，我家分到一匹马。父亲说这马还不错，身价大，有力气，就是老了一些，脾气不太好。父亲的信洋溢着兴奋与喜悦。似乎还有一点隐约的不安。这么多年了，自己家好像还从来没有过这么大一个活物。看着它心里还真有些不踏实，昨天，这马还是集体的，今天就成了自家的?这算是怎么一回事。远在省城读书的我却没那么多顾虑，只盼着早点放假，我想早点看到我家的这匹马。
放假了，拥挤不堪的火车载着急于回家和忙着出门的人们在苍茫夜色里奔驰着，喘息着。当黎明的曙色把冀中平原白马河畔那个小县城的轮廓裁减的渐渐清晰起来的时候，我下了车。，然后，用仅剩的五角钱雇了一辆二等，所谓二等，就是那时的出租车。只是车是两轮的自行车，蹬车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中年汉子。他驮着我，在乡村土路上爬行了半个多小时，伴着冉冉升起的朝阳，我就看到了那片掉光了叶子的枣树林，看到了麦地里三三两两的羊群，还有从那个古老村落上空升起的袅袅炊烟。
走过辘轳把状曲折的村街，远远就看见父亲在自家胡同口给一匹马刷毛饮水，走进了，就看清了。这马枣红色，虽不像说书人说的那么膘肥体壮，鬃毛油亮，蹄至备有多高，头至尾有多长，但这马的确是周身的枣红，不见半根杂毛，兴许是腿有些瘦，那四个蹄子就显得特别大，我走近它的时候，他正在把头埋在一只水桶里饮水，长长的喉管发出一阵阵咕噜咕噜声，前面的一条腿略作弯曲状，大大的蹄子轻轻在地上刨动，两只乌亮的眼睛沉静而温柔，大概是听到了我和父亲的招呼声，马猛然抬起头，一副昂扬的神态，那眼神一改刚才的沉静与温柔，透出几分警觉和桀骜。少顷，它见我没有敌意，就重新低下头，把半张脸埋进水桶里了。倏忽之间，我却忽看到有某种神情从它的眼睛里一闪而过。那神情全然不是沉静温柔也不是警觉桀骜，那转瞬即逝的神情虽被我捕捉，却难以破译。有如惊鸿一瞥，又似一股虽不强大，却极富穿透力的电流，让我的心头一阵莫名的颤动。
“我见过这马”我突兀的话并没让父亲吃惊，他含笑对我说：“这不奇怪，它到咱村有十来年了，你总该见过它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认识它”，父亲又笑了：“瞧你这话说的，见过它跟认识它还有啥不一样嘛”。我说不清了。但我心里明白，我跟这马之间的关系不一般，仅凭它那霎那间流露出的眼神，我就确信，我跟它之间绝对不像人与畜牲的关系那样简单、那样粗暴。
二
这马我的确是见过的。小学四年级，我还写过一篇跟它有关的作文。
那年刚开春，还是村支书的父亲从县国营农场牵回两匹马，一黑一红。父亲说这是县里奖给我们这个村的。我们村是全县学大寨的典型。是第一个让社员每年吃上四百二十斤粮食的大队。据说这两匹马来自骑兵部队。对这说法，我一直持怀疑态度。两匹马的确比队里养的其他的马高大一些，然而，它们的屁股上却没有烙有数字的戳记，据我所知，凡是军马，屁股上必有戳记，如同古代犯罪之人，脸上必被刺字一样。标记从来都是十分必要和非常重要的。
两匹马颜色不同，性子也迥然，黑马性情温顺，让干啥就干啥。拉车耕地，无不任劳任怨。而那匹红的，性子却暴烈异常，干起活来好像在跟谁赌气，耕地的时候，任你将犁铧插地多深，它都是阔步急行，腿脚不好或者上了一点年级的社员都对它敬而远之。起初的时候，这红马还肯拉车，可那年麦收后，车把式让它驾辕拉车往公社交公粮，回来的路上，不知为啥，它突然就惊了，拉着空车一路狂奔，好在那时的乡下都是土路，车也没现在这么多，一路上倒没出啥大事，后来，这马被村里一个叫战生的小伙子给制住了。这事儿轰动了全村。战生成了村里的英雄。他入了党，当上了村民兵连副连长。并因此赢得村里一位姑娘的芳心，成就一段美姻缘。我也以他的“英雄”事迹为素材写了一篇作文，这作文被老师寄到地区日报，居然发表了。这就是我的处女作。而今想来，在我和红马，红马和战生，战生和我之间，究竟是谁成全了谁？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不过，从那时起，这匹枣红马就再也不肯拉车了。让它干啥它都心甘情愿，不遗余力，就是不能见车，一见车，它就发疯。
三
光阴流转，世事沧桑，高考制度恢复的第二年，十八岁的我告别故乡，先是到塞外古城宣化上了大学。两年后，又随这所大学从宣化迁到省城。而这匹马，也从村集体的牲口棚到了我家的小院。
实事求是地说，马在农村的用处远不如牛和驴。牛和驴既可以耕地播种，也可以拉车轧场。马则不然，它的梦不在这里。驰骋疆场，冲锋陷阵，在厮杀呐喊中释放生命激情，在刀光剑影中洒尽一腔热血，然后，跟它的主人共同成就一段“马革裹尸”的豪迈与悲壮。这才是它的志向所在。抛开这些宝马良驹不说，即便一匹普普通通的马，也该在赶脚拉车的路上走过一生。用它来耕地播种实在有些不伦不类。一匹马拉着耕犁或者耧耙在地里走来转去，想想就挺滑稽的。马一旦到这步田地，也就徒有其名了。
我一直想知道我家那匹红马那次惊车的原由。想知道是怎样一个刹那间的惊觉让它失去了自控?或者让它找回了从前的桀骜不驯和万丈豪情。然而，无论我做怎样的想象，马也不会将答案告诉我。它好像是在用死也不肯拉车来祭奠那个刹那间的惊觉。它宁肯在地里拉着犁杖耧耙制造着滑稽。莫非它就是想以这样的方式来证明着自己的徒有虚名。
四
七、八月份，地里的庄稼大都长起来了。这是一年中牲口们最闲在，最美好的时候。地里的活用不上它们，荒坡野地，到处都是鲜嫩可口的青草，他们被主人牵着，随便找块空地，一根缰绳给它们划出一块领域，它们就在咀嚼与反刍中拥有了属于它们的满足和惬意。
大学后三年的暑假，我差不多是跟我家那匹红马一起度过的。从早到晚，我们在故乡的田野里到处游逛，故乡田野每一道沟坡，每一片草地，都留下了我和它的寂寞，我和它的孤独，我和它的种种忧伤和相互慰藉。红马的脖子上也有一根缰绳，但我从未用它限制过它的行动。无论在沟坡地头，还是路边田埂，它眼里只有草，至于那近在嘴边的庄稼稞子，全然一副视而不见的神态。如果这些禾苗有知，它们分明会感到来自它对它们的不屑，甚至鄙夷。
那时的它和那时的我一样，都很孤独。它是因为年老甘于守着一份索然，我则是因为年少沉溺于无边的空虚与寂寞。我们都不合群，都喜欢独处。
每天清晨，我和它默默地走出家门，穿过一条僻静的胡同，绕过几棵老树，在一个水坑边喝几口水，然后，就开始了漫无边际的游逛。或是一道有草有树的沟坡，或是一片不知何年何月废弃的窑地，抑或是那片埋藏着一个家族远去的辉煌的墓地，都曾留下过我和马在那里的悠闲与消磨，咀嚼与品咂，追思与怀想。
我们常去的地方就是那片很大的墓地。那片墓地真的很大，是明朝一个兵部侍郎以及他的后辈子孙的安息之地(其中就包括我的先人)。除了那些大大小小的坟丘，还有一些工艺精美，气势宏伟的石头雕像。这些东西，虽在文革中被砸得七零八落，但仍可约略看出当年的气派和威严。
或许是坟地的缘故，平常的日子，这里少有人光顾，少有人光顾的地方就很安静，草长得也茂盛且鲜美。这里的荒凉和寂寥很对我和马的心思。当我们一时不知道去哪里的时候，就心领神会、不约而同地朝那片坟地走去。
这里有几棵古老但不粗壮的松树和柏树，还有几棵虽粗壮却不古老的杜梨树。我和马来到这里，它寻它爱吃的草，我在杜梨树大片的阴凉下或躺或坐，无聊中有着几分怡然。这树荫下摆着一块长方形条石，是当年祭祀时用来摆放贡品的。而今成了一张天然的石床。上有杜梨树遮出一片荫凉，下有平滑凉爽的石床，心内心外的燥与热自然清淡了许多。我或手捧一本从学校带回的书，心不在焉地翻看一二，看得烦了，厌了，就随手扔在一边，然后，就望望那几棵松柏，再找寻几眼那吃草的马，望着它一贯的沉静与默然，孤寂与淡定，我的心魂便又迷失于漫无边际的游荡与寻觅之中了。
少不更事的大学时光是一言难尽的。有憧憬，有希望，有挥斥方遒的书生意气，甚至指点江山的骄狂与自负。当然，更有无边的空旷与寂寥。那无边的空旷与寂寥跟我的大学生活纠结在一起。从前的单纯在这里跟无知画上了等号，曾经的信念在不知不觉中被颠覆，不期而遇的爱情伴着《在那遥远的地方》的歌声忽冷忽热，忽远忽近。年少的生命是一片少有人呵护的土地，这里水分太足，激情太盛，杂草丛生，混乱不堪，招摇着一塌糊涂的葱绿；年少的生命自负而孤独，如离开草原的马——总是有意无意地将自己跟马联想在一起。尤其是我那匹有着神秘过往的老马。
五
无从知晓的过往给无边的想象流出了空白，无边的想象给无聊的时间凭添了些许诗意。于是，“无故寻惆觅恨”抑或是“未赋新词强说愁”的少年情怀也有了些许审美的情趣。
这马究竟来自何方?它是如何流落到这里的?它的出生地是草原吗?在它没被套上缰绳之前，它可曾有过无拘无束的奔跑?那片草原是否把它的梦染绿?它可曾在一湾碧水里看到过无忧无虑的白云?那长长的鬃毛可曾将它的整个脖颈遮盖?它的双眸也可曾澄澈如琥珀，纯净如宝石?我知道，这样的想象很矫情。分明如独守空楼的怀春女子，望的是月，叹的是自身的愁和怨。然而，那时的我能将心中的怅惘移情于这匹老马，也算是生命中一段别样的流痕了。
套上缰绳之前的马定会因了那草原而自由，因了那自由而快活。那么，当它被马竿套牢，被拴上缰绳，被剪掉鬃毛之后呢?我想，一时的愤怒、抗拒、哀伤、乃至那以死相搏的决心恐怕都是有过的。然而，它总是逃不出马的宿命的。它总归要告别它的草原，离开那湾碧水，走上那条注定要走的路。从此，随心所欲的驰骋变成目标明确的奔跑；无所用心的生活被踌躇满志的豪情所取代。它终于有了一段叱咤风云、名副其实的好时光。
如此说来，那马竿、缰绳也未必全然可憎可恶。某种意义上说，马竿和缰绳也是一种赏识与认可。如同一个人被另一个人以组织的名誉或爱情的诱惑所选中，那被选中之人往往不仅不会抗拒，反而会觉得那是一份信任，一份荣耀。纵然鲜活的心被箭穿透，那感觉也是幸福的。于是，我们就常常渴望着，期待着，雄心壮志，万丈豪情，抑或是浪漫的爱情，生活的出路，无不在这渴望与期待中寻出些许慰藉和希望。
六
冀中平原的夏天像一个缺少教养的长舌妇。没完没了的溽热让人感到时光的漫长与焦躁。那些日子里，我仿佛总在躲避着什么，然而又说不清要躲避什么。那是一段苦闷迷茫又心不在焉的日子。好在还有那匹马。尽管它没有猫那样的温顺，也不像狗那样善于讨人欢心。尽管它的沉默有些令人畏惧，尽管它一如既往地拒绝拉车，但我依然视它为可以走进心灵的知己。在那些日子里，它用自己孤独苍凉的眼神，至死不渝的固执告诉我坚定、坚持、坚信就是生命存在的意义所在；用不着什么别的来证明什么。它用那些我无从知晓的过往点化着我那些有缘无由的浮躁与苦闷，孤寂与迷茫。
一纸文凭，终结了我的学生时代。忽就觉得自己行将成为一匹离开草原的马。飒飒秋风里，跟我那匹红色的老马做最后的道别，它还是那么一副无动于衷的模样，只偶尔看上我一眼。准确的说是瞄上一两眼。然而，我还是从它的目光里捕捉到了那曾让我的心为之颤动的神情。蓦然间，我读懂了它。原来，那是一份孤独，一份苍凉！然而，那孤独不是被禁锢后的无奈，而是一份安之若素的从容。那苍凉也不是岁月老去后的伤感，而是生命饱经风雨后的归真。
多年后，一个小我七八岁的同村女子对我说：“那时常常见你穿着一身洋气的衣服，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书，身边跟着一匹红马，你和马都是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态，特别是傍晚时分，你们走在回村的乡间土路上，晚霞余晖里真是一道风景呢……”!女子的话让我心悦且温暖。原来，我和我那匹红色的老马居然成了故乡的一道风景，这风景曾经被多少青春的目光打量，曾带给他们怎样的遐想？哦！我和我的老马！那是留存于心眸中视角独特、色调温暖的青春一瞥！
2011-12-8 于廊坊“无书有心”斋
注：本文经作家李东辉同意后发表，原创作品请尊重版权，维权必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