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多岁的母亲，在我眼里已经很苍老，稀疏的白发，遮掩着一生的沧桑。看着母亲，我时常会看到母亲年轻时的样子。
我的父亲从朝鲜战场归来，身上留下被炮弹皮和子弹洞穿的愈合的伤疤，怀揣着三枚军功章，支援边疆去了青藏高原，由于他耿直的性格，得罪了单位一把手，被打成右派反革命送到偏远的农场劳教。母亲被发配到藏区一个山沟里的小镇。不久发生了叛乱，不时有枪炮声响起，经常看到部队在街上匆匆而过，恐怖的气氛笼罩着小镇，母亲带着一家人，有外婆、姐姐、弟弟和我，时常躲在县上一位藏族领导的家中，母亲根本不让我们外出，只好战战兢兢的度日。那时母亲脸上常常隐现恐惧的神色。
瘦弱的母亲，在镇上的粮店工作，微薄的工资供养着我们。时常夜晚我睡醒一觉，会听见母亲的叹息声，有时还会听到抽泣声。我虽然很小，却能感知母亲的难处和对我们的疼爱。
清剿叛匪的军事行动过去不久，三年天灾引发的困难时期接踵而来。起初粮食还能正常供应，很快供应逐步减少，越来越少，母亲就带着我们去挖苦苦菜，摘灰灰菜。小镇海拔将近3000米，植物种类很少，野菜也就很少，采挖的人很多，要采挖到够一家人吃的，很不容易。一天两顿都是野菜汤，里面有一点面疙瘩，母亲和外婆总是把剩在碗底的面疙瘩分给我和弟弟。
那时看母亲成天半饿着肚子，却越来越胖，皮肤颜色开始发青。稍大后才知道那是浮肿，母亲就是在浮肿中，一面上班，一面操持着家里。
不争气的我，不知怎么搞的竞得了脑膜炎，疾病来势凶险，母亲只好每天背着我去医院打针。去医院不过里把路，母亲要歇息许多次，我每次都感觉到母亲很累很累。老天有眼，竟让我一天一天好了起来，我终于看到了母亲脸上有了笑容。长大后知道，那是我第一次用抗生素，所以疗效特别好。
很快，野菜被挖完了，大家又去剥街道边的榆树皮，榆树皮剥完了，又听说粘土可以吃，大家又去挖粘土。吃了粘土，肚子胀的跟鼓一样，还拉不出来，要多难受有多难受。每天都有人死去。我们一家人也被粘土折腾的不像样子，每次大便都挣得肛门流血，幸好没有一个人到下。漫长的冬天就要来了，就靠每个人供应的几斤粮食，根本无法果腹，面对死亡的威胁，一家人只有盼着老天爷开眼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母亲带着我们去部队采收完土豆的地里寻找草根，发现了剩在地里的拇指大小的土豆，当时别提多高兴了。在大片大片的地里，我们翻了好几天，收获真是不小。后来人越来越多，把地翻了好几遍，连草根都不剩了。一个冬天，这些土豆成了我们的救命蛋蛋。
第二年的一个夏天，我跟在母亲屁股后头上山捡牛粪，在一条潮湿的山沟里发现了一丛丛的苦苦菜，虽然有些老了也惊喜万分，用了一天时间采摘了一大堆，足足装了四麻袋，分好几次才背回家，大部分用开水榨一下，盐渍起来备用，邻居家孩子多又小整天饿得哇哇的，母亲不忍心，分了一麻袋给他们。还有一位身体多病的同事也分了一袋给她。有苦苦菜的补充，他们两家老小也都走出了困境。整一个冬天就这样靠意外获得的苦苦菜度过了饥荒。看到路上时不时有倒下去再也不会起来的人，我们已经感到太幸运了。
开春后，情况慢慢好了起来，我们一家人在母亲的带领下，终于走出了困境。
没过几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母亲首当其冲，成了造反派关注的对象，每天要去早请示晚汇报，因为我是犯人的狗崽子，也成了人人唾弃的另类。那时大字报铺天盖地，大喇叭震耳欲聋。我们一家人挤在两小间土坯房里，除了床和两个放物件的木箱和一张很旧的小方桌，什么都没有了，红卫兵看了以后，也懒得搜查了。我们是被监督改造的对象，只能小心翼翼的过日子，老老实实的过日子。
母亲常常在煤油灯下为我们缝补衣裳，我们着的装，虽然补丁摞补丁，但都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我们穿的鞋都是母亲亲手做的，穿的衣裳是母亲找裁缝剪裁后一针一针缝的。每年过年，母亲都千方百计为我们添件衣服或裤子，而她自己很难得添置一件。她常说孩子穿衣服费。她的衣裳都洗得发白了，还在穿。
外婆辞世前，多想回故乡看一眼，这个小小的愿望在那时是天大的事，根本无法实现。母亲也找不出合适的话来安慰外婆，只能去街上买点羊骨头炖汤，一勺一勺喂着外婆。外婆怀着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小时候，我一直和外婆一起睡，她常常给我讲故事，是我人生的启蒙老师。可在这个家里，她从未享过福，唯一有的就是全家融合的气氛和一家人对她的爱戴。
母亲看到我们一天天长大，为了我们的前途，狠下心来，和远在农场的父亲离了婚。即使这样，并没有得到造反派的原谅，一家人在政治上仍然抬不起头来。母亲常常在月光里发呆，不过没有再叹息和抽泣了，我知道那是她被生活折磨的木纳了。
我终于熬到初中毕业了，那时高原牧区还没有实行上山下乡，想参加工作，因政治原因哪个单位都不要我，看到同学们一个个都找到工作，我别提有多伤心了，可有一个人比我还伤心，那就是母亲。母亲为我几乎跑断了腿，求爷爷告奶奶，毫无用处。母亲又开始流泪了，有时还大哭。一家人几乎走进了绝境。有好心的人劝母亲改嫁，找个靠山，可一大家子人怎么办？母亲铁了心，再难也绝不改嫁。正在一家人极度痛苦的时候，当地的肉联厂要招一批屠宰工，正好母亲的一个同事的丈夫在商业局工作，就推荐了我，在他的大力帮助下，我终于走进了工厂的大门。车间主任看我瘦小体弱，便安排我当了检验工。我终于第一次看到母亲真正舒心的笑容。
两年后，弟弟也初中毕业，组织到当地农村插队落户，第一天到农村，开会发物品，在发手套时，我弟弟抱来一捆，另一个同学拿剪子要剪断捆绑手套的线，谁知那个同学没有剪，而是往上挑，剪刀一下挑进我弟弟的眼睛，直流血。当地医院处理后送到省医院治疗，由于治疗及时，伤眼没有感染，虽然失明却保住了另外一只好眼睛。在弟弟住院的日子里，母亲的脸阴沉得可怕，甚少说话，我知道那是在为弟弟的未来担心。
弟弟这次却因伤得福，出院不久，被安排到县广播站当了一名修理工。
母亲为了我们一家人，苦了半辈子，付出的太多太多，失去的也太多太多，仅存的就是爱，全部给了我们。1979年，父亲终于平反昭雪，我们一家人都劝母亲跟父亲复婚，母亲答应了。在农场度过22年的父亲回家时，已经疾病缠身，结核病侵袭了许多器官，还有许多其它疾病。她和父亲共同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十五个年头，父亲安详地去了另一个世界。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我和爱人陪着母亲去过香港、澳门、台湾、越南、泰国、海南、广东、广西、西双版
纳等许多地方旅游，能让她开心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母亲带大了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又带大了我的一对儿女，如今我们及兄弟姐妹的子女们都十分孝敬她老人家。辛苦了一辈子的母亲正幸福的安度晚年，愿她长命百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