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泽
朱厚泽“心脏停止跳动那一刻，风雨忽来，雷电交加，北京医院西院一树丁香花，落英纷飞，满地皆白”。
朱厚泽同志80岁人生，前55年在家乡贵州度过，后25年在北京。他去世后，《炎黄春秋》发表他的遗作时称其为“推进中国民主、科学事业的中坚英才，中国民主思想的重镇”。他近25年的事略，人所共知；而他在贵州工作的情况，外界大都不甚了了。
治黔思想及实践二三事
朱厚泽是贵州省织金县人，1931年1月16日生于省城贵阳，曾任贵州省委书记。
朱厚泽当上贵州省委书记后，以自己对生他养他的贵州高原这块热土的炽热的爱和深深的了解，对贵州的开发与发展有着深邃思考与独到见解，为人瞩目。
1984年1月4日至8日，当时的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贵州，我随行采访。4号那天，在花溪碧云窝宾馆与西南四省市主要负责人讨论发展战略问题。在分析各省特点时，胡耀邦问：“像你们贵州这样，能源这么丰富，有色、黑色金属资源这么丰富，全国有哪些地方可以比？东北有没有？华东没有，华北呢？”当场一时未有人回答。朱厚泽见状，便从容不迫，以简洁明确的语言答道：“贵州资源是综合的，能源、有色、黑色匹配在一起，是综合优势。”耀邦听了很高兴，说：“对了！就是要有这个概念。别的地区某项资源很突出，但不匹配，能源、有色、黑色综合在一起，可能西南第一。要把眼光放在这上面，要提请中央注意这个特点。”
朱厚泽不像有些同志，老是强调贵州穷，要求中央照顾。就贵州论贵州，他总是从全局高度看贵州。还是那次座谈会，1月5日，耀邦同志提出要把不发达地区开发问题，提到全国战略地位。在耀邦讲话的时候，朱厚泽有一段精要插言。他说：
“青藏高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云贵川处在它们的中间阶梯。云贵川对平原是能源资源的支撑。再往上阶梯开发，云贵川又是立足点。把这个中间阶梯放在战略要点上，非常重要。从生态讲，也要抓长江、珠江上游的生态保护。最近二三十年长江总流量下降近一半。干流支流都要开发，应先开发支流。干流开发了，而支流生态没有解决，不能保护干流。先开发支流，资金也可以少些。要从支撑华东、中南着眼考虑云贵川问题。”随后他又把这个观点概括为：“治理支流，屏障干流，开发支流，促进干流。”
当时与会者还有胡启立、杨汝岱、池必卿、安平生、廖伯康等西南各省市大员，还有昆明军区司令员张铚秀、团中央副书记刘延东、耀邦秘书郑必坚等，堪称冠盖云集。朱厚泽即席插话，话音一落，就引起许多人产生共鸣。杨汝岱立表赞同，廖伯康也发表了同样观点。耀邦当即予以肯定。需知，这是在中央作出西部大开发之前二十年的事啊！朱厚泽真是一个想大问题、出大思路的人！
朱厚泽到省委工作时，贵州正面临一个新的形势。农村包干到户的激烈争论基本过去，池必卿那句“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名言，在贵州干部中近乎家喻户晓，在全国也颇博美誉。贵州在农村改革方面初着先鞭。然而，贵州与沿海地域差异性也在新情况下凸显出来。这就是：沿海城乡具有从晚清起开放通商的百年传统，有发展商品经济的较深厚的社会文化积淀。而贵州，尤其是边远农村，则基本上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商品经济极不发育的原始状态。一旦农民从僵化的“一大二公”体制下解放出来，商品生产经营的劣势就明显暴露出来，城市体制的弊端也更加显现。朱厚泽长期从事工业与城市经济工作，对那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城乡二元结构痼疾有很深的体会。面对新形势，他开始思考着更深层次与更高层面的改革问题。当时，池必卿提出：包干到户后“要有新的得心应手之作”，贵州日报曾以此题发过社论。朱厚泽那阵子不断往农村跑，对许多地州市县城乡进行调研。每次从农村回来，总是给我们提示：报纸宣传要转变观念。厚泽对我说：种什么，什么时候种，莫非还要你总编写社论发号施令吗？原来他心中已酝酿成熟了一个新思路，就是在继续稳定包干到户责任制的同时，要把领导注意力转向对农村专业户和乡镇企业的扶持，推动农村专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发育和发展。他曾形象地给我描说贵州边远山区商品经济是何等之不发育：农民家里鸡蛋多了，不懂得市场交易，于是把鸡蛋放在路边，自己躲在寨口看过路人拣走鸡蛋，留下点钱，才跑出来把钱取回家。这不是笑话，而是那时贵州穷乡僻壤的真实写照。
在那几年，朱厚泽身体力行，大力宣传发展商品经济。他本来最讨厌报纸报道他的个人活动。据我统计，朱厚泽担任省委书记近两年，个人活动见报不过10次。但有一回，报道却很醒目。那是他与贵阳市长李万禄、花溪区委书记一同去花溪看望一家养鸡专业户。厚泽提议：“我们三级书记和您们一家照张相，‘立此存照’，有人说你们搞资本主义，您就拿出照片给他看，说是省市区领导都支持的。”第二天，《贵州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向养鸡专业户拜年的长篇新闻报道，并配发了这张大照片。
那个期间，朱厚泽还大力宣传胡耀邦视察贵州时提出的“富民思想”。他在《贵州日报》按照小平和耀邦的指示，响亮地提出：国家要富强，首先人民要富裕，能否使人民富裕起来，这是党内评论是非的一条重要标准。这事，反映到我们新闻报道上也有明显转变，报纸版面上新鲜语言多了，思想也活跃了。我们以厚泽提出的“用商品经济的重炮，轰开封闭的山区大门”作大标题，在报上大声疾呼。报纸发了一系列支持农村专业户的言论与消息报道。有些言论的标题很尖锐，比如《不要害“红眼病”》《二贩手是“二郎神”》《为“弃农经商”正名》《长途贩运不是投机倒把》等等，都是体现了厚泽的意见。
与此相联系，厚泽还提出必须打破固有的行政区划理念，按经济流向规律，放手让边远县与周围比较发达省市建立更紧密的横向联系。他打了个生动的比方：赤水进长江才五十五公里，而贵阳进长江要五百公里，你说谁是中心？不要有那么多封建地域观念嘛！说你那个地方是属于我的，非要赤水人把所有竹子一下扛到贵阳来，何必呢？黔东南木材，就依清水江顺流而下到洞庭湖去不好么？不要什么都由省里管得死死的。当年《贵州日报》就是在他的思路启示下，开辟了《黔边行》（记者蒙应富、刘庆鹰采写）专栏，发了一百期。《开场的话》大都采用了朱的精彩语言。
在实践的过程中，朱厚泽的思路不断深化与系统化。1984年夏末，在省委全委扩大会上，他代表省委作了一个贵州省经济体制改革指导思想的口头报告，题为《统一认识，自觉推进全面改革的发展》。他没有写出书面发言稿，一讲就讲了几个钟头，全场两三百省内各级主要领导干部听得津津有味，全神贯注。讲完后，池必卿即席发言。他说厚泽讲得好，是很动了脑筋的，让我来讲，不一定讲得这么好。我觉得池的话不是官场客套，而是作为一位长者的由衷喜悦。厚泽在报告中用了四句话：“放权简政，激活细胞，横向联系，服务协调”。每句话都敞开阐述，而观点集中到如何认识商品经济的不可避免、不可逾越，城乡改革又如何适应新形势。那次省委全会，重在理清思路，在方向性问题上求得领导层大体达成共识，实际上为后来贯彻中央经济体制改革正式决定，在思路上作了先导性的准备，做出了一个省委书记的应有贡献。
1984年冬天，在中央建立经济特区和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的决策启发下，朱厚泽联系贵州作了更宏观、更具前瞻性的思考。正好，中央办公厅领导同志来黔调研，厚泽与他谈起试建资源开发型内陆开发区的设想。中办同志听后，当即问：你们向中央写报告没有？中办负责同志指出，沿海开放后，向浅内陆地区作纵深部署，使沿海加工贸易与内陆资源开发联动发展，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问题，催促朱厚泽赶快写报告。随后，朱厚泽用一千多字，很概括地把黔中地区的区位条件、资源蕴藏和建立黔中资源开发型内陆开放区的战略设想，写成建议信，送池必卿。池看后，非常赞同，认为要作为正式报告，亲自提请常委，以省委名义，报送中央。据说，有的领导人有批示，要求进一步具体化，突出若干重点项目。后因厚泽调京，此事未继续。
朱厚泽关于建立黔中特区与加强黔边与川、湘、桂等省联系的思路，并非贸然产生。他对中国西部与东部关系，有着长时间的思考与看法。他特别不赞成国内有些学者所谓梯度递进理论。他多次阐述自己的观点：按照梯度开发理论，如像贵州这样的落后地区，似乎只有等待东部、中部都发展上去了，才有你的份。有人往往只看到东部对西部的支援，无视贵州等西部地区长期以来以自己的丰富资源，作出不等价交换的巨大利益牺牲，对东部实行着多么巨大的支援。朱厚泽对黔中开发的思考，没有因为离开贵州而终止。走出贵州之后，他接触更广，视野更宽，思考也更深。这里，不妨介绍他在1996年发表的《西部开发十二个问题》的论文中，从历史长跨度与欧亚大陆大范围，来观察西部开发。他说：
“中国西部经略，从来就是以汉族为主体与各族人民一道、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国历代王朝十分关注的治国方略之一。也是历史上南亚、中亚、西亚的大国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及俄罗斯等各周边大国历代王朝始终不忘的重大对外的国策之一。
共同的关注，是与中国西部的战略地位相关联的。从地理位置看，中国西部是欧亚大陆的脊梁，是全世界最高的陆地。它拥有最大的山岭和最高的山峰。从人类文化的角度看，西部称得上民族和文化的大观园。多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不同宗教在这里流布传演，多种文化在这里传播交融。确是历史上东西方文明东渐西移中迎面相遇的地带，当今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并存共处的地方。从经济的前途考察，西部是自然资源储量极其丰富的地带，无论就光热土地、动物植物、水利水能、石油矿藏，西部都拥有巨大的潜力。在全球不可再生资源日愈匮乏的今天，西部这块未开垦的处女地，无疑是人类经济生活中充满希望的阳光地带。从国际关系考察，西部又是多国会聚、国境相邻、恩怨交替、纷争持续之地。随着以对话代替对抗的潮流，多边合作、共同开发的前景已经展现，这里无疑将成为国际多边经贸合作的热点地区。”
时间过了15年，在党中央推进西部大开发而且正在逐步取得成效的情况下，重读这篇文章，着实令我感动，更令我敬佩。感动于他的赤子之心和报国情怀，敬佩他的远见卓识和独到见解。这是一位“不在其位”、胸怀理想、情系家乡的老共产党人发出的声音。
与众不同的平民书记风格
据说，1982年省委上报中央让朱厚泽进省委常委班子，出任副省长。中央接省委报告后，打电话直接找时任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问：朱厚泽做省委书记行不行？他答：行！又问：把他的名字往前挪一挪，名列第二行不行？池必卿是十分开明的老革命，一听就知道中央准备让朱厚泽过渡接班，立即表示赞同。他还说：还可以把他排在我的前面。事后，知情人告诉我，给池必卿打电话的是宋任穷，他是中央分管组织干部工作的主要负责同志。确实，朱厚泽当年呼声很高,省委民主推荐后备领导成员，就以最高票入围。那时他正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班学习。据当年刚到中央组织部组建青年干部局的老同志李锐回忆:朱厚泽是班上最优秀的，排第一位。
朱厚泽走上高位后，他的思想和行事方式，与一般官员截然不同。他既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本省年轻老干部，又是从“四清”到“文革”蒙冤受屈被压在最低层，具有丰富实践经验与现代科学知识的学者型干部。由于身处逆境十多年，又由于与贵州人民有血肉联系，深知中国深层社会状况，深察旧体制弊端，所以他作风特别平易近人，摒弃官场一切陋习。他出任省委书记后，许多作风令人耳目一新。听说，1985年他与刚被任命为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龙志毅的第一次谈话，竟是约到郊外幽静的森林公园边散步边聊天。这真是可入小说的生动素材！我有幸看到龙志毅一篇未发表的私人回忆录，对这件事有翔实生动记述。说是那天龙正在国防工委办公室看文件，来了电话：“我是朱厚泽，你在干什么？”完全是一种熟人和朋友的口气。“到17号来一趟吧（即省委常委办公楼）。”到了广顺路17号，朱已出来了，在大门外来回走动。龙正要拉开车门下来，朱却急步拦过来说：“我们到清静的地方吹吹去！”说着便上了龙志毅的车，既没有带秘书更没有带警卫。问他上哪里去，他说：“森林公园！”龙志毅很觉讶异，上公园谈工作真有点地下党的遗风哩！这次散步谈话，竟谈了两个多钟头。不仅告诉龙，省委报中央的方案中让龙进常委担任组织部长，而且更多地谈如何创办一个“智力开发中心”，如何更新干部的观念等问题。
据我亲身经历，朱厚泽一点也不像高官，更像学者或朋友。喜欢务虚，谈实际工作，往往从理论高度着眼。跟你神聊，好像他总是那么不急不躁，听完后就知道，他似漫谈却很有中心，不仅让你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有人说，与他谈话，是莫大的精神享受，不仅解惑而且轻松愉快，开阔眼界。有事找他，一个电话就去了，没有秘书把关之类的繁琐程序。1984年9月间他找我两次谈宣传报道问题，一次二小时，一次四小时，漫谈式的，两人对话，没有记录，没有秘书，后来我追记了一份长篇要点，在《我眼中的朱厚泽》中收录了。那是一篇有深度又有实际指导意义的新闻学讲话。我深深感到，他的从容不迫，是反映了他举重若轻，胸有成竹的深厚底气。
朱厚泽从担任贵阳市委书记到省委书记，七八年里一直住在河滨公园路口那陈旧的大杂楼宿舍，两室一厅。当了全省最高领导都没动。朋友问他为什么？他笑答：这样自由自在有什么不好？非要弄到那里，这个给我看门，那个帮我守门，和老朋友都隔开了才好么？所以，一直到1985他到北京出任中宣部部长，把旧宿舍退了，一直未搬家。一个省部级大官，至死在家乡无片瓦寸土，其高风亮节可见一斑。令人备感遗憾的是，厚泽同志因患口腔癌，后扩散为淋巴癌、肺癌，医治无效，不幸过早地离我们而去。2010年5月9日零时16分，于北京医院逝世，享年80岁。心脏停止跳动那一刻，风雨忽来，雷电交加，北京医院西院一树丁香花，落英纷飞，满地皆白。
凌晨，夫人熊振群率子孙发出短讯泣告：“根据其生前遗愿，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遗体火化，骨灰送回家乡安葬。对亲朋好友多年的关心帮助谨致以衷心感谢！”
——5月12日，新华社北京电：“朱厚泽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王兆国、王岐山、李源潮、尉健行、罗干和倪志福、胡启立等，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5月21日，贵州亲友和中共贵州省委领导同志到贵阳景云山，在回荡着那浑厚深沉的“我深深地爱着您，这片多情的土地”的歌声中，迎接了这位贵州人民的儿子魂归故土，回归到家乡的青山绿水间。
厚泽走了，家乡父老乡梓、门生故旧，追思传诵着这位乡贤的许许多多动人故事。他没有离开他深爱的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