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看到家乡幢幢新楼拔地而起，每当看到千百年来我们祖祖辈辈居住的房屋被撤除得七零八落时，些许失落的感觉就会掠过心头，有些苍凉的心情融合那些民居的特色渐渐变成了模糊的记忆。然而，儿时居住过的老屋在记忆中却变得更加清晰，一些老屋与谢世多年的父亲有关联的陈年旧事就会不可抑制的涌上心头，牵动我的思绪回到那凄凉的难忘岁月。
我们家里很穷，祖父留给父辈们四人的遗产就是一栋老屋、一个面铺、外带十亩薄地。祖父去世时，父亲尚小，此后的一切都是大伯父说了算。父亲成家之后，仅分得一间老屋，两亩旱田，根本无法生存。从那时起，有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有几亩赖以生存的土地，就成了父亲的梦想。然而，在当时，战火连绵，民不聊生，想实现这个梦想，简直就是异想天开。
但生性吃苦耐劳争强好胜的父亲就是不甘心，1941年冬，父亲带着几分丰衣足食的愿望，举家迁至荒无人烟的大阴坡，租住了别人一栋废弃的破旧茅草屋，如获至宝，稍事修整，就算安营扎寨了。当时，尽管家徒四壁，荒草遍地，但在父亲眼里，却满山都是宝藏，都是希望。因为荒山多，开垦不受限制，父亲便不分昼夜地挖荒田、砍火田，到第二年春播时就有了四、五亩。然后，一边种地，一边挖棕包头（沙参）、菜药等中药材，还抽时间为当地的店铺运货挣钱，一干就是三年，终因自然环境太过恶劣，加上躲兵背夫，经常有家不能归，贫困依旧。
1944年腊月，经族长和族中长辈们协调，将父亲过继给同宗孤人覃自荣为嗣子，延续烟火，继承产业，为他们夫妇及太祖母三人养老送终。唯恐口说无凭，经合族公议和地方保甲长及乡绅们见证，由覃自荣老人立下“遗嘱”，说明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作为永久凭据，并将一栋瓦屋、两亩水田、三亩旱地和数亩山林，交由父亲管业。同时，将相关的田产买卖契约交给了父亲。从此，父亲便有了一份属于自己的产业。田产的买卖契约就成了父亲的土地产权证件，遗嘱相当户口关系，成为房屋的产权证明，在父亲眼里，这些就是所有产权的附身符。
在土地私有制的年代，要买田买地，修建一栋像样房子谈何容易。俗话说得好，“起屋造船，日夜不眠”、“与人不睦，劝人做屋”，可见修造房屋是何等艰难。在农村，直到上个世纪末，修建房屋仍然是人们的一大追求，其意义不仅是舒适的享受和经济实力的展现，更是人生价值的体现，成败的象征。能将一栋房子留在世上，就等于一座丰碑。“瓦片上屋，子孙享福”。有一栋好房子，也是年老后博得子孙孝顺的筹码，所以父亲特别珍惜。
我的家乡是一个覃姓家族聚居的村落，是闻名远近的“水田绿地、瓦屋堂堂”的富庶之乡。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村庄里的房屋就是两大类：瓦屋和草屋。在人们的心目中，习惯的以此为标准将人们划分为富人和穷人。小时候，记得老人们总是喜欢掰着孩子们的手指头，仔细的查看手指上的螺纹，嘴里说：“一螺穷，二螺富，三螺四螺住瓦屋”，可见瓦屋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那时，全村除了两栋土木结构的“丹墀屋”之外，其余房屋的样式几乎千篇一律，不论瓦屋还是草屋，大都是“三正三拖”或三间正屋带偏厦厢房。
父亲的老屋也不例外，三间正屋带东厢房。土墙，木架，布瓦，窗高门低。唯有堂屋的“三合”大门宽敞高大，制作工艺讲究，“切角走线”的门框加上花鸟虫鱼的雕刻，配以朱红色的山漆，使之显得高贵典雅，喜庆吉祥。堂屋后墙的正中有神壁，上嵌“香盒”，是供奉各路神祗和祖宗牌位的地方，这里是整个房屋最神圣的地方，装修非常精细，其中除了对神灵的虔诚和对祖宗的敬畏之外，更是对家族兴旺发达的美好期求。“香盒”之上有一块雕刻精致形如匾额的“火焰板”，上面雕刻有十分精细的图案。屋顶是青一色的“布瓦”，檐瓦上打印有“福禄寿喜”的篆字图案，给人以厚重的感觉。屋脊上是是用石灰做成的“如意双飞”的寿头，排场大气之中蕴含着古色古香的情调。全木结构的装修，到我记事的时侯，因为年代久远而有所朽坏，但仍然不失初建时的风采，算是典型的清代民居。
老屋修建于清朝咸丰年间，距今已有160余年的历史。老屋也曾经有过辉煌。上朔到修建这栋房屋的曾祖父覃茂顺公时代，也曾富甲一方，忠厚传家，诗书继世，子孙兴旺，且顺公为人仗义，好打抱不平，是闻名乡里的“讼师”，有很多趣事轶闻，流传至今。晚年因为一场官司败诉，赔款无数，以致家道中落，从此一蹶不振。虽然生前已经予置寿藏，死后却无遮身之棺，姨娘杨氏更为凄惨，晚年行乞至死。传到义祖父辈，更是家业凋零，后继乏祠。
面对三位耄耋老人的生养死葬，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父亲没有退缩。为了这份遗产，拼死拼活，经常是披星戴月，栉风沐雨，从不言苦。然而，古老陈旧的房屋和贫瘠的田产，还是遭到了亲戚、族人的觊觎。当地的土豪劣绅甚至地痞流氓，串通老人们的旁系亲属，多次寻衅滋事，敲诈勒索，企图推翻遗嘱，改变继承权，经常闹得鸡犬不宁。一九四八年秋，八十高龄的义祖父因暴病客死于五峰县竹桥坪一个亲戚家中，在安葬时，义祖母的娘家族侄以客死外地，赡养不周为借口，大做文章，纠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前来打“命案”，横不讲理，百般刁难，还抢走了部分财产。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父亲为了捍卫这份房产，咬紧牙关，忍辱负重，直至债台高筑，财物典当殆尽，始终没有出卖一寸土地，没有交出一份契约。父亲也曾多次向当时的区乡政府上陈过诉状，然而，在暗无天日的社会，官官相护，自然是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在濒临绝望时，家乡迎来了解放，接着减租退押，土地还家，土地改革时还分得了几亩水田，从此得以安居乐业。这一份遗产就成了我家的根基，也成了父亲的骄傲。一直到以后很多年，还不厌其烦地唠叨给他的子孙们。
在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老屋由于年久失修，大部分木料已经朽坏，急需维修。当时的经济条件并不宽裕，父亲经过两年的精心准备，于那一年的冬月初四进行了全面翻修。记得当天气候突变，大雪纷飞，北风呼啸。清早，前来帮忙的乡邻不下百人，将老屋上的瓦片全部递下来，把朽坏的檩子、床掴全部撤除，几乎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
当天下午，木匠师傅亲自上山砍伐“樑树”， “梁”为一栋房屋的主木，必须是被称为“树中之王”的椿树。梁树砍倒以后，乡邻们吹着唢呐、敲锣打鼓，缓缓抬回。做成之后，又请当地画师用五色颜料彩画：东乾西坤，正中是“红进白出”的太极头图案，周围按序排列八卦，两头分别画有三尺六寸长的飘带，象征分则三十六天罡，合则象征七十二地煞。彩画之后，盖上红布，奉上香火，冒着严寒，阖家守护，彻夜未眠。
第二天天亮时，由“掌墨”的木匠师傅福叔主持“祭鲁班”，洒鸡血酒，化纸钱，敬祖师、祭天地，焚香礼拜，搞得很隆重，然后，虔诚地朗诵了一大段祝词，大体是：
“日出东方，喜气洋洋。照起东家修起万代楼房。左边修得高，好挂乌纱帽，右边修得高，好挂紫龙袍。修起屋高好打三洋伞，修起门高好进状元郎。秀才进得三五个，举人进得万万双。前头修起珍珠摆尾，后头修起龙凤书案。两边修起龙伢戏圣，中间修起双凤朝阳。佛爷不知此木、未见此梁，生在何处？长在何方？生在青龙山上，长在八卦崖悬。什么人得知？什么人得见？张国老得知，鲁班得见。什么人拖下斧来砍？什么人拖下尺来量？张国老拖下斧来砍，鲁班拖下尺来量。量一量，丈二长，东家请起十八学士，轻吹细打，迎进木场。一对木马好像鸳鸯，一对墨斗好像凤凰。师先吊墨砍四方，一遍月斧砍得鱼鳞现甲，一遍刨子刨得亮眼精光。东家办起五色颜料，彩的是万代重梁。天上锦鸡叫，地上凤凰啼。鲁班到此，正是上梁之时。起!
“起”音刚落，就是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唢呐高奏，预先准备好的上梁人员，便迅速托起梁树，顺着木梯，随着主事人“上一步，天长地久；上二步，地久天长；上三步，荣华富贵；上四步，金银满堂；上五步，五子登科；上六步，六国为丞相；上七步，七星高照；上八步，八仙过海；上九步，久久长寿；上十步，十全大地昌”的喊声一步一步地缓缓将梁树升起，然后安放在堂屋的山墙尖上。同时，掌墨的福叔用“斗”提着灰面包子，站在墙尖，一边即兴发挥，高诵祝贺之词，一边随手撒向人群，鞭炮唢呐声中，大家或抢或检，一片欢乐景象。
主木安放好以后，帮忙的乡邻就开始紧张的调檩子，钉床搁，然后几十人排成长蛇阵，将屋上取下来的青瓦重新传递到屋顶，便传边盖，称为“撒瓦”，屋顶盖好，撒瓦也就结束，整个工程也就告竣了。此次整修用了两天时间，维持了四十多年。直到我自己成家之后，又几次扩建，到1994年，我将大部分老屋撤掉，重新做起了钢混结构的两层小楼，当时老父亲还在，要撤掉老屋十分不情愿，想要阻拦，但已力不从心，每天一把椅子，一根烟担，恋恋不舍的坐在稻场边，看着老屋被撤掉，又看着新屋慢慢落成，一言不发，是心酸还是兴奋，只有老人家自己知道。
父亲一字不识，对遗嘱和买卖契约的内容不得而知却看得跟宝贝似的，一直完好无损的收藏着。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土地早已“入社”归公，但这些契约仍然亲自保存，从不示人。1997年秋，八十五岁高龄的父亲临终时才交给我们，还慎重其事的告诉我们，不要小看这些东西，如果改朝换代，真到那个关键时刻，就是这些哑巴说了算啊！以后在整理这些遗物的时候，才知道这些契约中最早的是乾隆三十年（1765），依次有道光十六年和民国年间，最早的距今已将近250年。从这些陈旧泛黄的故纸之中，从那些已经褪色的印章和手印中，从那些已经模糊的字迹中，完全可以解读出上下五代人的起落兴衰，也可以体会出父亲为了老屋和田产，所付出的太多太多的心血，给人以伤感和敬意，也隐藏着老人家害怕变天复辟的余悸，直到临终时还念念不忘。
弹指之间，自己也年逾古稀，对青少年时代的故事大多早已忘怀，唯有父亲、老屋、父亲与老屋的故事总是记忆犹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