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彦修老人的《平生六记》由三联书店出版了。先前他的几本杂文集都是用的笔名——严秀。这回行不改姓，坐不改名，叫曾彦修了。我想，那是因为这本总共只有七八万字的小书，却是他最为看重的缘故吧。一位九十五岁的老人，回首往事，以他的经历，过五关，走麦城，林林总总，写上几十万字不会作难，但是，他的《平生六记》却只留下这几万字。
何故？因为这里写的，是在政治运动不断、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他拼着生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避免了滥整无辜，乃至罪及妻孥。依靠敏锐的识力，细致的查证，牺牲自己、保全他人的勇气，证明了许多被怀疑对象的清白。为了这，他在奔赴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二十年后，成了在《人民日报》上第一个被点名的“党内大右派”。
从党的八级“高干”沦为“资产阶级右派”后，他又度过了二十年的“右派”生涯。但就是在这二十年生涯中，他依旧保持了不肯冤枉一个好人的为人准则，以他的影响，以他的智慧，以他的细致查证，为那些险遭整肃的普通工人、基层干部，洗清了冤屈，保存了清白。
前后四十年中，只是因为他的忠耿、求实，有几十人得以保全。在这段历史中，因他而获保全者，虽然在全国只是受冤屈者中极小极小的数字，但对他来说，确是极大极大的宽慰。佛门有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浮屠即所谓佛塔。救人一命尚且如此，挽救了数十人身家性命，当是一座高大的丰碑。“身在公门好修行”，不在公门也修行，一切只在“公正”、“求实”的一念之中。单说他为了保全出版社的领导班子，毅然决然把自己报为“右派”这一点，就令人感佩欷歔。
书名叫《平生六记》，一下就让人想起沈三白的 《浮生六记》，但书的内容却迥然异趣。沈三白的文字凄艳灵秀，或使人怡神荡魄；曾彦修的文字却凝重端庄，令人击节叹息。
书不厚，文字又简练，叙事不事铺张，但求明白如话。有兴趣的读者，有半天时间就可以读完，因此无须我来重复书中那些可以歌之哭之的故事，只想把我接触到的彦修先生几件小事，转介于读者，请好其书者，兼亦好其人。
彦修先生同我几位长辈应当是熟悉的，但我却一直无缘相识。同他见面，完全是一次意外的惊喜。大概是1986年吧，严秀（曾彦修）和牧惠（林文山）二位先生正受托于湖南文艺出版社，编辑一套《当代杂文选粹》丛书。丛书的第一辑、第二辑已经出版，每辑十种，每种一人，入选作者都是活跃于当代的杂文名家，如巴金、老烈、陶白、邵燕祥、邓拓、冯英子、秦似、蓝翎等等。我从1981年调到北京，编辑之余，也写些杂感之类的文字，用了个笔名叫“东耳”，不过把“陈”字拆开罢了（后来因为另有一位“东耳”，还有一位“耳东”，都写杂文，为避免相混，就不再用了）。一天，忽然接到彦修先生一封信，说是他与牧惠正着手编《选粹》的第三辑，因为看到我的几篇杂文，希望能再多选一些寄给他看看。我那时所写有限，蒐罗起来也不过五六万字，便一总寄了去，心中并无奢望。不料时隔未久，他又写信约我一谈。那时，他住在前三门大街靠近正义路的一栋楼里，离我工作的地方不远，便如约骑车去了。
彦修先生家朴素得不能再朴素，就像他的衣着朴素得不能再朴素一样。一件已经嫌紧的中山装，我总疑心还是“文革”前的旧衣。后来一次天热时去，一件圆领汗衫已经有好几处破洞，依然穿着。一把蒲扇，还是我大学时代在上海用过的那种。若在街上见到，绝想不到他是著名的学者、杂文家、出版家。这样的装束，一下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虽是第一次见面，却像久已相识。
谈到我的那些文章，他话很简洁。没有客套，开门见山。记得是那么几层意思：一是告诉我，他和牧惠都读了； 二是他们两人都觉得可以收入《选粹》第三辑；三是要我最后校核一下，是否有增删，但告诉我后面的二十九则“杂说”一篇也不要删，只是限于体例，丁聪先生的图无法收入，是个遗憾。然后就问我什么时候可以交稿。说完后，虽没有端茶送客，却也没有更多的闲话。
那时，出版社编辑丛书，大致都要找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当主编，再找一位年轻些的当副主编。主编是借重其声望，副主编则是实际操盘者。像彦修先生这样不担虚名，勤于实事，从遴选作者到审读稿件，再到同作者谈话，到最后定稿，事必躬亲的主编，可谓稀有。后来接触多了，知道这正是他的行事风格。验以《平生六记》，可谓一以贯之。
大概因为他自己做事认真，所以最不能忍受他人的马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刊物如雨后春笋，但编辑多为新手。新手自有新手的好处，譬如勤快、敏锐、胆大，但也有新手的毛病，那就是马虎、自负，但又学养不足，不当改的乱改，甚至改出笑话。这一点让彦修先生很是恼火。
那时我所在的《瞭望》周刊，有一个副刊《珍珠滩》。《珍珠滩》有一个杂文栏叫《枥下谈》，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意，是专为一些年事已高的名家所设。“枥下”谐音“历下”，也含“历下此亭古，济南名士多”的意思，以名家汇聚为号召。创办之初，请几位老前辈座谈，就有李锐、李普、彦修、黎澍四位。
第一次收到彦修先生来稿，欣喜之余，也令我吃了一惊，因为他在稿纸上方作了如下申明：“对稿件如有一字之改动，请与作者联系”。这样的申明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于是“谨从命”，把我编辑过程中的每一字改动都写信告诉彦修先生，无非是几处衍字或笔误。经过几次这样的告知，彦修先生大概觉得我这编辑还靠谱儿，所以下一次寄稿时解除了这条“禁令”，并告诉我是因为被有些编辑改怕了，不得已出此策以应之。这事让我很是感慨：一个人能对自己的文章如此认真的人，必定对别人的文字也同样尊重；反之，一个随意删改他人文字的人，对自己的文字也必定不会认真。这对于编辑，当是不可移易的金科玉律。
对文字的态度，也是为人处世的态度。彦修先生是那种方正坚守，绝不苟且的人，因此他也不齿于无原则、无特操的风派。《人民日报（海外版）》有一个栏目叫“望海楼随笔”，我的一篇《怀师》刊发在那里，其中讲到刘大杰先生在“文革”中修改自己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事，觉得强制学者修改著作，从施之者言，是极大的愚蠢； 从受之者言，是极大的悲哀。大杰先生是受害者，又何必苛求于他呢。此文彦修先生读后给我一信，后来又读到他更为详尽的批评文章，认为“学者、文人、思想家、理论家，还有政治家，不管古今，都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条界限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随便跨过来跨过去的。”彦修先生责以大义，我是赞同的，“文革”中那些栽赃陷害、见风使舵、曲意迎合的事令人不齿，但对刘先生当时的处境，我觉得彦修先生毕竟有些隔膜，何况就是在复旦，刘先生也未能见谅于许多前辈。因此我未作任何辩解或争论。不料两年以后，又收到彦修先生一信，说是读到一些文章，知道了刘先生当时的处境，文人处此际会，实也大难，还是要多谅解些才好。因此他将前次对我文章“不妥当的评论收回作罢，并致歉意”。接到这封信后，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这样的感受：“多年来，我见得多的是强词夺理、一贯正确的所谓‘权威’，是不负责任、夸夸其谈的所谓‘才子’，能对自己、对他人的文字都取这样认真、严肃、负责任态度的，真是凤毛麟角。这样的为人处事，称得起前辈风范”。
彦修先生对于一切不实、不当的批评和论断，是绝不调和、折衷的。对自己如此，对他人也如此，哪怕这批评、论断来自上头，来自高层，也绝不妥协。大约是在1984年吧，正是“清除精神污染”的时刻。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胡乔木同志，突然对人民出版社提出严厉指责，说人民出版社“有方针问题”，变成了“自由主义出版社”。这指责来得突然，上纲上线，大有山雨欲来之势。虽已卸任的人民出版社社长曾彦修，认为这些批评不符事实，抱病写了两万言的申诉书，直送总书记及政治局、书记处，直截了当表明态度：“我不同意乔木同志的这些谴责和结论，因为他讲的那点理由实在无法成立。我并请求他收回这些没有道理的谴责，正式向人民出版社道歉。”彦修先生送中央的申诉材料，详尽回应了胡乔木同志严厉批评的那些书籍出版的经过，申诉了出版的理由，其中几本被严厉指责的书籍，恰恰是胡乔木同志曾经大加赞扬并推荐的。在申诉材料的最后，彦修先生这样写道：“我讲了我的不同意见，借用马克思的一句话：我拯救了我的灵魂。不然，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的一生是无法在这种极端屈辱的情况下生存下去的。我如果不明确表示我的不同意见，我就不应该是一个共产党员。”彦修先生的直言陈诉，使人民出版社避免了又一次折腾。能有幸如此，多亏那时正是党内生活最好的时期之一。
我确实被他的凛然正气感动了。回顾一生的经历，正是许多这样忠诚正直的共产党员，使我对这个党产生了信心与尊敬。只是回首他们的人生轨迹，令我无限感喟的，竟还是屈大夫那句：“苏粪壤以充帏兮，谓申椒其不芳。”
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是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两条原则。
知其人方可论其世。论其世方能探知作者写作的初心。从1949年以后，形形色色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断。这种大呼隆政治运动，定指标，定时间，不断催逼，相互攀比，结果弄出许多冤假错案。事后的甄别，不过小补之哉！这从“文革”结束后平反冤假错案的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可见一斑。彦修先生自己就是受害者，而受害的原因，恰恰是因为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彦修先生这样的资深革命者，当然知道，如果从大处着眼，受害最大的恰恰是发动并领导这些运动的政党本身。一个曾经得到亿万人真心期盼、拥戴的党，渐渐落入使人不敢言而敢怒的境地。“文革”的结束，有了转机，但积习难以根除，故态仍可复萌。我想，彦修先生之所以以九五高龄，还要把它亲身经历写成这本《平生六记》，并非要想炫耀什么功业，而是想表明，许多冤假错案，只要本着求实求真的态度，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希望后来者能够接受前车之覆的教训。
写书的人如是，读书的人，也当用自己切身的体会，去推知作者的初心，这才不致限于故事的曲折，情节的离奇，而能追溯作者的本意，得到真正的教益。
我之所以絮絮于彦修先生的一些往事，也正为此。（作者：陈四益 原文刊载于2014年8月1日《文汇读书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