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宝霆

　　常氏一派，满门名家。其中艺术成就最高的，当数常宝堃，“小蘑菇”在相声艺术发展史上，和马三立、侯宝林一样，属于承前启后、开一代新风的大师级人物。而常宝霆和大哥常宝堃的表演非常近似，大气、自然、亲切、帅气，是中国相声界的一代大师。多年的工作采访，记者留存了很多与常三爷的交往片段，而他对相声的热爱痴迷、对后辈的提携关爱成为了当下我们缅怀这位艺术大师的难忘记忆。

　　小时淘气被“家法”伺候过

　　1951年常宝霆应邀来到天津并定居至今，和《天津日报》的感情也颇深，他的作品《儿童乐园》《还乡记》都是在日报发表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多次深入工厂、农村、部队体验生活，创作并演出了《我爱乒乓球》《水车问题》《挖宝》等作品。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又重新整理并演出了一些新段子，如《道德法庭》《诸葛亮遇险》等，这些节目源于生活，现实意义很强，深得广大观众喜爱。1992年，常宝霆从天津市曲艺团调入天津市艺术咨询委员会，专门从事对传统艺术的整理、挖掘和对年轻演员的传、帮、带工作。可以说，天津就是常先生艺术生涯的福地，而他对天津也有特殊感情，“有人让我回北京，我喜欢天津，亲戚朋友也多，不动了……”一句“不动了”，让这位伟大的艺术家终老于他的第二故乡。

　　常宝霆曾经告诉记者，他从记事起就与相声结下不解之缘。小时候也没想过干别的，就是喜欢说相声。“父亲（常连安）和大哥（常宝堃）经常在家练活，让我渐渐喜欢上了这门表演艺术，一说就是几十年。我父亲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家教很严，不许孩子们抽烟、喝酒、耍钱。排练时站在前面说大段贯口活，说得最多的就是《报菜名》《开粥厂》《八扇屏》《地理图》，既不许走神，也不能嘴里不清楚。为了让我们练好活，父亲有自创的一套‘家法’，用一根二尺来长的木板子拴根绳挂在墙上，谁犯了错用它打手心。我们因为淘气都被‘家法’伺候过。”

　　与白全福搭档五十余年创纪录

　　常宝霆能取得如此高的造诣与白全福的捧哏密不可分，他从1942年开始和白全福合作，一直到1993年白全福先生去世为止，常白二位情谊之深、合作时间之长、配合之默契均为相声界所罕见。常先生重感情，他和搭档白全福打小一捧一逗，一高一矮，一胖一瘦，配合默契相得益彰，合作了五十余年，堪称中国相声界合作时间最长的黄金搭档。白全福先生1993年去世之后，常三爷就很少上台了，和记者聊天的时候，他曾经说过：“白先生大我10岁，他人很好，找个好搭档不容易，人老了恋旧，不想换了。”说到这儿，给您透露个秘密，一般人简直不敢相信。白全福晚年耳朵聋了，平时戴着助听器别人大声嚷他都听不清，可他俩照样登台演出，观众压根儿想不到捧哏的是“聋子”，因为他俩实在是太熟悉太默契了。常宝霆一张嘴，白全福就知道他说什么；白老万一搭错了话，常先生就能用现挂给折回来，严丝合缝不露破绽。没有几十年的功夫，能到这份儿上吗？

　　常氏相声自成一派，三爷宝霆坦言，父亲对他的教育非常严格，“臭活”是常氏相声中没有的。“我小时候就记得，父亲规定在启明茶社说相声不能说‘荤’‘臭’、低级趣味的东西，常家相声，没有低级的‘臭活’。我现在还记得，当时启明茶社的门口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文明相声’。”常先生一直关心后辈成长，对相声的发展和传承格外关注。郭德纲圈占绿地打伤记者的事情发生时，记者也曾经采访过常宝霆先生，他的态度很明确：“我也会听一些郭德纲的相声，但是仅此而已，并不涉及过多他个人的事情，仅仅是关注他的相声而已。我希望天津相声界可以多出一些像郭德纲一样的相声演员把相声这门传统曲艺发扬光大，打人不对，但是他是个好演员。”

　　说了大半辈子相声，常宝霆最难忘的是两件事：一是奔赴前线在战壕里为战士演出；二是在周恩来总理接见全国青联代表后举行的联欢会上，他和马季还有一位女演员表演了一段新编相声《刘三姐对歌》，周总理握着他的手说：“你叫常宝霆，是常宝堃烈士的弟弟，你们常家有不少相声演员……”

　　代表作品

　　《拉洋片》：这是常白的代表作，集中体现了两个人旗鼓相当、你来我往的表演模式，常先生在前面学唱“怯八张”的那个小段实在是太好听了。现在拉洋片的形式已经绝迹了，如果想要探求这种艺术形式的遗迹，只有从相声中寻求资料了。

　　《不同的风格》：这是常白早期的艺术精品，集中反映了常先生柳活的造诣，前面已经介绍了，这里不再赘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模仿白云鹏《探晴雯》时所唱的确实是老白派的腔调，还比较原始质朴，与阎秋霞老师改革后的腔调有很大区别，也是有文献价值的。

　　《杂学唱》：最后结尾的“山东二黄”是相声演员人人都会的一个节目，有很多老先生都表演过，相比之下，常白这版是最经典的，因为他们说得非常规矩，刘立福老师回忆说：宝霆一直是按照常连安教的那种神相、气口、劲头，尤其是垫话“打雨伞接唾沫星子”那点，都是死规矩的。从这段就可以体会到常家这种规范的使活路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