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宿舍门口有两棵白玉兰，当光秃秃的树枝长出花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春天来了，一定会挑个日子坐车从长安街的东边到西边，红墙衬着硕大的白玉兰，阳光灿烂、空气澄明。秋天时候，我们会专门跑到钓鱼台宾馆的外面，那里有两排笔直幽长的银杏树，金得刺眼，我们去看的不是秋的萧索，而是一年中最后的绚丽。可如今的好时节，城市里鲜艳的颜色越来越被雾霾所覆盖，空气可以连续几日灰黄浑浊，遮住了阳光，也成了心头的一朵乌云。精细的人已经把PM2.5值同温度一起列入了每天要掌握的指标，而活得再粗糙，每天早晨望一望窗外，也能估计出污染的程度。生活在城市里，雾霾笼罩的华北地区，像久旱之地盼甘霖一样，盼望着蓝天和阳光，也像久旱之地储水一样，许多人想出了各种被动防范或者主动出击的应对方法。
雾霾里最脆弱的人
自从有了孩子，陈静就把全部的精力投注到女儿的成长上，连我们短暂的电话采访，都特别拜托了人帮忙看孩子，以便可以专心回答问题。陈静的女儿今年2岁，她出生的第二天身上就开始出疹子。“我们没有经验，不懂这是怎么回事，月嫂说是因为暖气太热的缘故，所以我们就给穿得少一点。”陈静告诉记者，孩子过了10个月，开始吃辅食，不但还会出疹子，而且吃蛋黄会吐，她不能再听老人说，凭经验，赶紧带着女儿去医院看病。“儿童医院里十个孩子有八个是这样的问题，还有的小孩眼角出疹子。我们就要查过敏，可是很有意思，查过敏，医生让我们挂号去哮喘科，因为过敏体质的孩子呼吸系统都会很弱。”陈静说。
检查的结果，陈静的女儿不能吃西红柿、鸡蛋和牛奶，过敏的问题告一段落，回到家里，陈静开始观察女儿的呼吸。“我躺在她身边，她还不满一岁，呼吸的声音特别粗。我又让婆婆听，婆婆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嗓子里像是有东西一样。”陈静告诉记者，更让她担心的是，过敏体质的小孩，因为呼吸系统弱，诱发鼻炎的概率特别大。鼻炎本身就很不好了，而且如果一旦鼻子呼吸不畅，小孩就要用嘴呼吸，那就又少了一道过滤。为了上班方便，陈静的婚房买在了工业区，空气尤为不好，窗台一天不擦就能看见落了一层灰，小小的女儿又如此脆弱，无处可躲的空气让陈静非常担心。
特别理解陈静这种心情的是戴赛鹰，他从前是一家国内知名内衣集团的副总裁，从创业一直打拼到集团的二把手，年过四十才当爸爸。“去年太太怀孕之后，看见手机上传一篇文章，大概内容是PM2.5会导致流产，我这个年龄才有孩子，任何会导致流产的因素，对我来讲都是特别重要的事情。”戴赛鹰说。
我见到戴赛鹰的时候，他正在为净水器烦恼。他告诉记者，前一天在饭局上听说家里用的反渗透膜原理的净水器过滤出来的是纯净水，小孩子喝纯净水对身体不好，可如果换成滤芯原理的净水器，净化的效果他又不满意。在我眼里，戴赛鹰是那种对生活细节特别敏感的人。但是他告诉我，他从前认为在中国生活必须得大大咧咧，很多东西太计较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可有了孩子这些话就没法说了，总想给孩子最好的东西，让他最健康地成长，生活里一切潜在的危机都会放大了仔细研究。“我太太是10月份怀孕，去年冬天空气很差，许多人都在买净化器，我也跟着找。我仔细看了20多个品牌的测评报告，最后也没有特别看明白哪个最好。我觉得当我不知道哪个好的时候，就根据自己的经济水平选择最保险的那一个。于是我就买了其中最贵的牌子，瑞士的，1.48万元。”戴赛鹰说。
有了准爸爸的身份，戴赛鹰跟朋友们的话题也从做生意转移到育儿科学。“我除了担心PM2.5还开始担心家里的甲醛，因为甲醛对小孩的健康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我买了一个测甲醛的仪器在家里测，我家基本在0.1到0.14之间，国家规定的安全标准是0.1，我家超过了一点，对成年人来讲没什么问题，可孩子出来就有问题了。我把门窗紧闭测了一次，一个晚上就到了0.18，当时我太太还怀着孕，这成了我挺痛的一件事情。”戴赛鹰告诉记者，他专门找了一个在净化器行业做了许多年的人咨询，他买的净化器在除PM2.5方面很优秀，可是对甲醛没什么办法，市面上的现有净化器要么是除PM2.5很专业，要么是除甲醛很专业，就像他烦恼的净水器一样，并没有全部满足他需求的产品。
整个冬天戴赛鹰都在琢磨鱼与熊掌兼得的问题。“直到今年2月份，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几个朋友说起像我们这样的父母有很多，不如自己做一个满足要求的净化器来，既是给孩子的礼物，也能满足市场的需求。”戴赛鹰告诉记者，那时他还在内衣集团里做副总裁，可孩子来了觉得对自己人生是一个蛮大的改变，觉得环境这么糟糕，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只好从能够改变的东西开始。他辞了职，出来创业。
因为要解决的是婴幼儿的空气环境，戴赛鹰扎进国内几个有名的母婴社区做调查，从中选拔出志愿者去检测小孩经常活动的空间。陈静就是其中一个志愿者，她拿着专业的仪器，终于搞清楚女儿活动的环境。“外面的空气有数据，我主要测了家里、商场和早教中心。商场的空气就不用说了，就是早教中心配了净化器，可如果天是蓝的，他们就不开机。我带着宝宝每次第一个到，空空的屋子，PM2.5还是超标。”陈静说。
清楚了小孩的生存环境，戴赛鹰在论坛里还征集了700多个家长对空气的烦恼，他告诉记者，净化器的原理并不高深，就像发烧友组装音响或者组装电脑一样，全部可以根据需求买到成熟的技术。他想做的净化器，全是要站在家长的角度去想问题，在别人看来，有些要求近乎于偏执狂，可是每个家长都要保护自己的孩子。做一个这样的净化器，是件非常正能量的事情。
戴赛鹰的净化器外观像个小型的单筒洗衣机，跟市面流行的净化器相比，体积大了不少。可是他告诉记者，他在准备做净化器的时候就抛弃了薄片式的想法，因为那种机器滤芯滤程短，容尘量低。成年人对这个区别可能不在意，对外观很在意，可他的净化器是为了孩子，美观可以舍弃的，所以他要做最厚的滤芯。而最开始担心的是甲醛问题，选了一家有军工背景的研究所，因为是新的净化器，所以具有后发优势，拿到了最新的科研成果。跟单筒洗衣机不一样的地方是，戴赛鹰的净化器外观没有任何棱角，这也是有小孩的家庭全部都会做的保护措施。出风口也花了专门的心思，小孩子的手指头伸不进去，电源做了防止拖拽的设计。
解决了防护问题，戴赛鹰的许多设计是解答家长们的疑问。他是心理学硕士，在内衣集团里主管品牌和营销，对家长们关注的问题很理解。许多净化器都是用灯的颜色来表示净化的效果和室内空气情况的，可是戴赛鹰知道，涉及孩子的事情，家长对数字特别敏感。他告诉记者，他的净化器在出风口的地方，可以测出PM2.5的值为零，说明它过滤空气的效率是100%。对于室内空气的数据，他在机器上装了一个工业级的PM2.5传感器，通过手机APP就能看到具体的数字，而不是像其他净化器一样只有好、中、差这样的级数，在同样的级别里，家长可以通过控制净化风挡降低数字。APP还可以在外面就操控净化器，陈静告诉记者，她现在如果带着孩子出门，回家前一个小时就会用手机打开净化器，让孩子一回到家就在一个干净的环境里。
戴赛鹰的产品背后是一大批婴幼儿家长，他们可能是雾霾天里最脆弱的人。
中产阶层的心理压力
李蓉的儿子今年17岁，生龙活虎地上着中学，可雾霾还是一个家长绕不开的话题。她告诉记者，去年学校在雾霾天还正常在操场上跑步，今年就有了防护意识，如果天气不好就转移到体育馆里上体育课。李蓉的老家在成都，虽然在北京生活了20多年，还是保持着成都人的习惯。“成都冬天很少有太阳，所以北京空气开始变差，经常阴天的时候，我没有特别注意到。”李蓉说。直到去年秋天，同事们开始讨论买净化器，她才留意到北京的空气已经成了一个话题。
“去年冬天我忙忙叨叨就过去了，没有跟风买净化器，结果今年春天我们全家都一直咳嗽，怎么也不好，我怀疑就是空气变差了的缘故。”李蓉告诉记者，她开始上网看关于雾霾的文章，小颗粒进入肺泡里就出不来，她觉得特别可怕，比食品安全还要可怕，食品可以选择，可空气却无从躲藏。
李蓉开始了口罩不离身的生活。“早上上班的时候如果天气很好，我都要戴着口罩，怕下班的时候雾霾就来了。从前出门一定要带一把雨伞防晒，现在变成戴口罩了。如果哪一天忘了口罩，那要么就一直用手捂住鼻子，要么就拿一张面巾纸铺在脸上，虽然没什么用，可是心理上觉得是个安慰。”李蓉说。更直观地让她感觉生活环境变得恶劣的是，今年儿子的脖子上长了一个肿块需要手术。“肿块长在淋巴上，医生说跟学习压力大，食品啊，空气啊，都有关系。”李蓉告诉记者，儿子手术痊愈之后，她就禁止儿子再在学校门口吃路边摊，可空气的防护还是没法做到周全。
李蓉从一个不在意天气的人开始留意到今年的雾霾来得特别早。“我们印象里冬天的雾霾比较严重，因为要烧暖气嘛，可今年9月份就有好多天雾霾了，提前了两个月，我觉得将来雾霾可能会成为常态。”李蓉觉得生存环境变得糟糕，她春天给全家人都投了重大疾病保险，还专门去同仁堂药店买了专门防护雾霾的中药茶喝，一进入秋天就经常买润肺的梨和白萝卜吃。而在她看来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买净化器。吸了去年一冬天的雾霾，李蓉觉得今年必须得认真买一款，从夏天开始她就研究各种品牌的净化器，她最后选择的是戴赛鹰的产品。“我觉得既然是给儿童用的净化器，各方面的要求应该更高吧。当时虽然他们还没有正式的产品，可是他当爸爸的故事一下子就打动我了。”李蓉告诉记者，净化器几乎成了朋友圈里的必需品，上一轮没买的同学和朋友，今年都和她一样，她只是在微信朋友圈里转发了戴赛鹰的故事，熟人们就买了十几台。
跟李蓉一样，相信净化器是防御雾霾好办法的还有唐博人。他是60年代生人，最早一批做IT行业生意的，现在江山已经打下，跟朋友一起投资了一个高级美发厅和咖啡厅，平时由别人打理，自己则处于半退休状态。唐博人告诉记者，大约七八年前，所有人都没有PM2.5的概念时，他太太就从香港买了一台空气净化器。那时候这不是为了保障健康的必需品，而是提高生活品质锦上添花的新鲜玩意儿。“卧室空气不流通，睡觉到半夜出去上厕所呼吸到新鲜空气回来，就会闻到有异味，可自从用上了空气净化器，一点味道都没有。”唐博人说。
唐博人把24小时开着净化器用成了生活习惯，赶上了北京人谈论PM2.5的风潮。唐博人的朋友许多是做生意结交下的，有共同的价值观，经济实力不俗。北京的雾霾严重，大家的心情也不好，可是还没有人专门为了躲避雾霾而离开。“移民的朋友是有的，可都是为了孩子上学，专门为了空气离开代价太大了，毕竟到了国外是另外一种文化，事业也不在那边。”唐博人告诉记者，他觉得在雾霾天最实际的防护办法，一个是钱，一个是技术。“像我这样比较自由的人，一看空气不好，我是尽量不出门的。家里净化器从来没有关过，我们这个净化器不但可以过滤掉体积比较大的尘埃和颗粒，还能过滤掉空气中最小直径达到0.009微米的病毒和细菌。它的价格比较贵，接近1万块钱。”唐博人说。
因为看好这种净化器，唐博人的太太还做了它的代理，最直接的客户就是身边的朋友们。“我们这些60年代生人，赶上了事业发展的好机会，可为了赚钱身体也透支得很厉害。所以现在对健康方面是特别愿意花钱的。前两天北京雾霾，我朋友本来家里已经买了空气净化器，可是看我的更高级，一次就从我这里拿了9台走，第二天又追加了4台。”唐博人说。
雾霾从哪儿来
大部分人用净化器加口罩来度过雾霾天的时候，也有人主动出击。赵亮经营了一个叫作“好空气保卫侠”的微博，每天刷屏的内容有帮助环保局治雾霾，网友们会把企业排放黑烟的照片私信给他作为证据，他在公开@给当地的环保局微博，并且监督解决。他自己也到污染严重的地方去做调研，向当地环保局递交污染企业的废气监测数据和环境报告。我约了一周的时间才见到他，从微博上看他的行程，一直在河北活动，那是北京雾霾的一个源头，看着他的微博，就知道了北京空气里的雾霾具体是哪些企业做出的“贡献”。
还在读书的时候，赵亮就对环境问题有切身体会。“2005年我刚读‘大一’，松花江水污染造成了哈尔滨全城停水，那件事情我是亲身经历的，给我的触动特别大。”赵亮告诉记者，松花江水污染甚至影响到他的职业选择，大学毕业之后他到了黑龙江省环保厅宣教中心工作。“我想做的是环保宣传，让社会增强环保意识，可环保厅宣教中心还是一个体制内的机构，它的日常工作不太能实现我的想法，我就在网上自己发起了一个环保协会，想吸引年轻人去关注环保问题。”
因为没有经验，赵亮的网络环保协会影响力很有限。“我一开始没有想得特别好，对所有环保问题都进行讨论，这种泛泛的网络讨论没有实际意义，要有线下的活动，把对环保的关注落到实地。”赵亮告诉记者，他意识到一己之力很有限，要去改变环境必须选择一个点，持续去推动，这就要投入大量的精力，环保厅的工作已经没法让他实现这个理想了。他辞了职，到天津的一个环保非政府组织工作。
“天津的水环境很糟糕，海河的污染最严重，所以那个非政府组织选择关注海河水环境设计活动。每个周六、周日组织热心环保的市民沿着海河走，一边有专家讲解沿河的历史和地理知识，一边寻找企业的违规排污口，拍照下来举报给环保局。”赵亮说。
这一边水环境的改善还要走很长的路，那一边空气后来居上成了华北地区最受关注的环境问题。赵亮告诉记者，从非政府组织的角度看，雾霾还是一个新问题，虽然社会上对这个讨论很多，可还没有成立专门关注雾霾的非政府组织，各种资助面对它的也不多。可赵亮对这个问题太感兴趣了，他从天津来到北京的一家非政府组织，专门关注空气污染。
赵亮关注雾霾的策略复制于关注水污染组织的沿河走。他告诉记者，北京雾霾的一个大源头是工业排放，而工业排放里60%～70%的比例是燃煤工业。“雾霾治理中其实有数字游戏，比如河北公布要压缩产能，可产能和实际产量是两回事，产能的数字比产量大很多，压缩产能而不提产量，那这只是一个数字游戏。官方公布的煤炭消耗量、二氧化硫的排放量跟公布的钢铁产量详细算下来的数字也是对不上的，所以必须得有人对这些企业进行监督。”赵亮说。
赵亮在河北和山东各选择了5个城市作为重点。他告诉记者，这其中唐山是全国性的能源消耗大市，2012年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是河北省的第一位。邯郸的能源消费占河北省的第三位，而且邯郸市的钢铁、电力、焦化、水泥企业都是煤烟型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石家庄每年耗煤大约6000万吨，是北京的3倍，PM2.5的颗粒里第一位就是煤烟尘。而山东的钢铁和火电都是重要的产业，它因为距离北京远于河北，并不像河北那样受到瞩目，可根据当前的统计方法，山东才是全国耗煤最大的省份。根据2011年的数据，山东的煤炭消费量占全国1/10，世界的1/20，每平方公里煤炭消费量有2433吨。
确定好地点，赵亮就经常扎到这些城市的工业区里去，很快就发现了企业违规的奥秘。赵亮告诉记者，焦化厂这样的企业里一定有废气排放的监测设备，设备的钥匙在第三方的手里，通常是设备的生产厂家，焦化厂跟这个第三方达成了协议，拿到钥匙。环保局检查之前，就把仪器上的数字做手脚。他曾经跟着运煤工人混进过一个这样的企业，可刚刚拿出手机拍照，就被工厂里的摄像头发现了。“进入企业参观和取证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很少有企业主动请环保志愿者到工厂参观。”赵亮说。
工厂外围的监测和取证也不容易。赵亮告诉记者，空气排污跟偷排污水不一样，气体很快就散了，一发现企业排污，马上给环保局打举报电话，可能环保局到来却发现没问题。所以看各地的举报信息，经常是环保局的答复是“经过核实举报问题不存在”就是这个缘故。所以，必须要把偷排废气拍下来。可是企业也很聪明，白天它就停产检修机器，晚上再开工生产，天黑下来，废气就被掩盖掉了。“今年5月底，我去邯郸的一家钢铁厂暗访，因为天气已经热起来，我就在工厂外面的麦垛上躺了一夜，晚上19点天暗下来的时候，工厂的烟囱就开始冒黄烟，我拿仪器检测，烟尘和硫都超标了。我就赶紧拍照留证据，发微博，举报到邯郸环保局。”赵亮说。
除了自己去发现工厂偷排，赵亮也关注那些被环保部门处理过的企业。APEC会议期间，环保部在安阳驻扎了10天，监督安阳焦化企业的整改，环保部刚走，他就去暗访，看APEC的风头过了之后，企业会不会反弹。赵亮告诉记者，果然发现一家企业下午开始陆续有烟气排出，晚上19点多，很多工人骑车进入厂区，工厂灯火通明，机器运转的声音传出来，工厂附近的煤场和废渣堆放也没有遮盖。他把这些发现写成举报信交给了安阳环保局，同时还申请公开几个重点企业的废气监测报告。这些行动在安阳本地掀起了小波澜，不少热心公益的当地人给他发私信，鼓励他，感谢他，也希望加入这个行列。
艺术家的“氧泡”
费俊和李心路在11月19日和20日要举办一次屏气大赛，每个人把屏气的视频传到他们的网站上，这个活动要一直持续到明年元旦，最后选出屏气英雄来。李心路告诉记者，这个屏气马拉松活动是对北京马拉松赛这样在雾霾天里跑步的回应。“在雾霾里锻炼，吸入的有害物质越大，这是非常危险的，北京马拉松赛出现在国际媒体里最出名的照片就是大家戴着口罩跑步，我觉得应该以拒绝跑步来对空气问题表明态度。”李心路说。
费俊和李心路在北京三里屯有一间工作室，既做公益也接一些商业设计项目，跟许多艺术家不同，他俩的兴趣和作品一直在关注现实中的人和人的生活。“去年3月份北京雾霾上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头条，说PM2.5达到了700多，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最紧迫的问题了。艺术家可能要更敏感一些，灾难就要降临在身上了，可PM2.5到底怎么回事还没有普及，我们确实需要做些事情，找到解决方案。”李心路说。
李心路和费俊的解决方案不是屏气大赛这样的行为艺术，费俊是中央美院的老师，平时就带着学生做一些奇思妙想的设计，他们注意到每个社区的公共健身设施，觉得可以从那上面做文章。费俊告诉记者，雾霾天的户外健身已经不可能了，他想把社区健身机进行改造，恢复它的健身功能，同时可以跟人力发电结合起来，给空气净化器供电。健身的人多，空气会不会就净化好了？
为了证明这个想法可以净化空气，费俊和李心路真的做了这样一个装置，为了可测量还在装置外面加了一层透明的膜，隔绝出一个可测量的环境来。透明的膜里有健身自行车，车的后面连接了一个惯性大飞轮用来做功，飞轮连着一个蓄电池和一个电池转换器，人在前面蹬着车轮，就等于是给后面的蓄电池充电，然后可以连接任何普通的空气净化器给膜里的空气做净化。“我们用的净化器每小时的效率是100瓦，能够净化85立方的空气，只要骑着转圈就可以发电，稍微有点关系的是速度太慢不行，正常锻炼，连老年人的强度都可以。”费俊说。李心路又从美国航空航天局网站看到一篇文章，槟榔、虎尾兰和金钱草有产生新空气的作用，就买了许多这样的植物放在膜里，形成了一个富氧区。为了让大家直观地感受到空气净化的效果，费俊还在空气检测仪上外接了巨大的显示灯，随着人在蹬车轮，净化器发生作用，显示灯可以从红色变成绿色。
这个被起名为“智能生态氧泡”的装置在去年的北京设计周上受到特别的瞩目，虽然想到北京街头竖着许多净化器，大家蹬着自行车充电来净化空气这样的画面成为现实还有很远的距离，可是加上透明膜，却是一个极好的简易户外活动场所。“对于去健身房的人来说，雾霾是无所谓的，可是普通市民也有在雾霾天健身的权利，也有享受一个比较高的空气质量的权利，我这个氧泡如果进行普及，不一定需要可视化系统，费用会压得很低，有落地的可行性。”费俊说。
因为雾霾问题，费俊和李心路的创作进入到环保领域。除了智能氧泡，他们还发起了设计比赛，在48小时内结合成团队，以空气为主题来创意。费俊告诉记者，他带着学生做了一个“空哨”，是利用小的四旋翼遥控飞机，上面搭载空气检测仪，在特定的区域里测量空气污染指数，然后通过鸽子的哨声把污染程度播报出来，如果鸽哨很尖锐，说明污染程度很严重。“其实很多人并不需要了解那么详细的数字，751和730有什么区别呢？但是鸽哨像空袭警报一样，让人听着不舒服，这就给人一个警觉。”费俊说。
雾霾成了市民心中的一根刺，也刺激出大家的想象力。费俊因为工作关系参加了很多雾霾创新竞赛，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们拿出的方案让他印象很深刻。费俊告诉记者，他做评委的比赛中，有一个方案是北京饭店的大厨设计的，把使用过的面口袋套在换气扇上，换气扇旋转相当于空气净化器的电机，使用过的面口袋就相当于净化器的滤芯了。当时专家们认为这个想法是完全成立的，因为口袋已经是一个高密度的滤芯，空气净化器也不一定要多么复杂的思想，复杂的技术，完全可以从不同人的智慧里产生方案。
还有金融背景的人设计出“空气银行”来。费俊告诉记者，这个方案是研究发现商业银行的贷款很多是投给污染企业的，因为这些企业利润回报高。如果找到一种方式影响银行的决策，让银行不贷款给这些企业，也可以抑制污染。“这个解决方案就是空气银行，储户可以把钱存在A银行，也可以存在B银行，我们如果把企业划分出绿色等级，然后统计出每个银行把钱投向了哪个等级的企业，号召储户们把钱存在贷款给绿色企业的银行，就能够给银行形成很大的舆论压力。因为用财政决策的方法给银行施加压力很复杂，只要有人去做统计，这个自下而上的方法实现起来要容易许多。”费俊说。
到大自然里去
除了盯住雾霾天做文章，还有人提供了更宏观的思路，食物和水的污染还可以替代，当空气出了问题，不得不直面环境来思考了。有机农业圈子里鼎鼎大名的“鸡神”武洲最新的项目是带着普通人到自然保护区去短暂生活，大约每个月一次，每次10天到20天不等。谐谑地讲是带着大家去洗洗肺，可严肃来说，这是一种保护环境的新思路。
武洲带的队伍其实是中科院保护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课题。武洲告诉记者，在保护地的核心地区虽然有军队驻扎，外人不得进入侵扰，可里面还是有原住民的。为了保护环境，那里对经济活动的限制很严，原住民的生活很困难，为了谋生，盗采盗猎就会发生。“东北的龙山湖是世界候鸟迁徙通道之一，每年秋天大雁要在这里落脚，吃饱休息足之后，一支队伍飞往印度，一支队伍飞往日本。当地人以种水稻维生，成片的大雁一来就要把水稻压倒，然后当成食物。这就与人争粮了。当地人为了保护水稻，撒毒玉米，轰打大雁。而且水稻都施农药化肥，那些没有被毒玉米毒死的大雁，吃了农药会得厌食症，在飞过大海的时候就不吃东西了，最后饿死。”武洲说。
类似的现象在全国800多个保护区里频频发生，中科院的项目就是给这些保护地的原住民找到可持续的谋生渠道。“龙山湖现在的方法是要求农民有机种植水稻，大雁来了不许轰，不许毒，它们吃剩下的水稻，我们按照比市场高的价格收购回来，包装成大雁米拿到城市里卖，农民能获得从前的收入，还有盈余就用作保护区里的保护经费。”武洲告诉记者，他带领的野外考察团里既有野生动物、环保爱好者，更有一些事业有成的人士，他们首先对自然和环境有感情，而且有生意眼光和财力，能够根据保护区的实际情况想出可持续发展的方法。
这不是一个轻松的考察旅行团，在出发前每个人都要接受必要的野外生存训练，由中科院相关科学家来讲解保护区里的基本情况，认识动物、植物和昆虫，到了保护区后，每人也要为野外科考做一些工作。“我们10月份去的是野生东北虎保护区，要架设红外线摄影机，寻找东北虎活动的痕迹，走山路、搬重物，有一个电视剧《还珠格格》里的男演员参加了活动，第二天就累得起不来了。”武洲说。
这虽然是一个小范围的活动，可是参与者都觉得意义重大。高敏安在北京经营一家公司，参与了上个月去东北的活动，也要求参与11月底去四川一个保护区的活动，那里海拔很高，已经大雪封山了。他们这次去的任务是带着几个设计师，根据当地的现有建筑为山民们改造一些房屋，并且修建公共厕所和公共澡堂。高敏安告诉记者，如果是为了躲避雾霾去保护区，就把这个活动的意义说小了。他在澳大利亚生活了几年，那里的环保意识给他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北京的空气变差，其实也是人们环境意识很弱造成的。“我们跟着科学家上课感触特别深，一只东北虎需要多少只狍子、鹿做食物，而这些食草动物又需要多少种植物，这些植物里又有多少种昆虫，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这些相关的知识如果推广到社会上，大家真正懂得这些道理，是不是排放问题、交通问题大家就慎重了，城市的环境也会有变化。”高敏安说。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理解和重视环保问题。武洲告诉记者，保护区里能够出售的农产品不见得是容易卖掉的，可还是有人会为了环境来买单。他们上个月刚刚从一个自然保护区里赶下了破坏植被的牦牛，一共有1万斤肉，还在当地做精细切割，没有运到北京就已经被预订光了。大雁米也不像市面上知名的东北大米那么美味，可冲着保护大雁的情怀，依旧卖得很好。下一步还有云南的野生茶树和贵州的青梅，它们本身不值钱，可为了加工或者腾出土地，当地人都会做出破坏环境的行为，武洲设想把这些诱因再做成产品销售出来，补贴村民，保护住环境。而国内一家证券公司也对这样的公益活动很有兴趣，既想跟他合作开发农产品，也想介绍热心环保的大客户们参与到这些野外科考活动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