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歌德之后，唯美主义者托马斯·曼是以德国小说走向世界的第一人，常被看做20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德语作家。人道主义是其美学思考的基本底色，人性是他评价社会和文化现象的尺度，也是人性遭到威胁或践踏时的理想。叔本华、瓦格纳和尼采是他景仰的三颗星辰，是其思想和艺术的基石，他的不少关键思考均与三者有关。“反讽”无疑是其作品的重要特色，反讽话语是其典型写法，他也时常论说反讽。曼氏反讽可被理解为一种反思和回应现代性的交往形式，以及新的社会状况下的写作立场。他赞同席勒对艺术与游戏之亲缘关系的阐释，即严肃地玩弄形式游戏，用游戏形式呈现艺术的高妙和精深之处。同时，他也称颂20世纪伟大作品的艺术试验，即淡化故事情节、颇多思辨的“理智小说”。
精英意识极其浓厚的托马斯·曼，自视为歌德之后德国文学的当然代表。富裕的家庭出身一开始就让他的写作不用因为稿酬而仰人鼻息，或因利害关系而妥协。他揭露和批判市民社会的虚假，但也看不到理想的社会；他自以为与政治无关，却无法躲过政治。不少人认为他从一个不问政治者变成民主派并最终成为社会主义者。其实，唯美主义是他的兴趣所在和精神寄托，时局迫使他参与政治，那是一种义务感。他的一生都体现出唯美与政治的紧张关系。
瓦格纳作品的诗意和感染力所取得的效应，被曼氏看做现代艺术的楷模，并从中得到颇多启发。这不仅涉及艺术手段，还有效应意识。尼采曾把瓦格纳艺术批得“体无完肤”，视之为哗众取宠的江湖骗术，从而摧毁了瓦氏信誉。然而，托马斯·曼却把尼采的蔑视和贬斥反转为肯定因素，机智地把做戏与真实、煽动与普及、媚俗与精湛等矛盾因素调适在一起。他用叔本华的“表象”和“意志”之说来冲淡尼采的犀利批判。
托马斯·曼坚守一生的基本艺术观，是具有道德色彩的、与道德密切相关的艺术。曼氏笔下的人性指向现实和理想，即人之现状与人当如何。在他看来，文学是所有艺术中最富智性的，言语是其表达工具，言语与人性之间有着密切关系。作家不是通过道德来说教，而是藉助艺术创造，用词语、形象和思想来表现人类生活，赋予其意义和形式，以呈现歌德称之为“生活之生活”的现象：精神。然而，对于复杂的人和人性概念的探索，永远无法穷尽、无法抵达终点，曼氏称之为“人类奥秘”。
若说人道主义是一个无须多加解释的概念，曼氏“反讽”却极为复杂，原因是其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文学反讽的“经典定义”。当然，作为西方哲学和艺术理论中最复杂的概念之一，“反讽”从来就有纷然杂陈的阐释。用通常的反讽定义是很难解读曼氏反讽概念的。反讽在曼氏那里是一个极为宽泛的概念，它常常不属于审美范畴或语言修辞，而是道德上的态度抉择。例如，他认为反讽可用来实现自我否定、自我超越：颓废者批判颓废。并且，客观性就是反讽，客观的批判性观察都具有反讽色彩。
歌德说他的《浮士德》是十分严肃的玩笑，托马斯·曼认为这就是一切艺术的定义。他反对那些严肃得缺乏诗意的作品。诚然，艺术是人类文化中最严肃的事物之一，但它还有“游戏”性质。进入20世纪之后，19世纪小说文学的老生常谈和陈旧的表达形式，似乎已经缺乏足够的表现力。托马斯·曼的早期作品，从题材到结构都带着19世纪欧洲小说艺术的余韵。而到了已经不在讲故事、比比皆是“哲学”的《魔山》，满眼都是“快乐的科学”（尼采）：大段分析、评论、探讨和阐释，这就是作者所说的“理智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