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新与旧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一个人如何承担转折中的新与旧？
　　当看到曾国藩那张沧桑与严肃的面容，我的思绪不由得飞到了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那个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进入的多灾多难，而又艰苦卓绝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时代至今也没有结束，因为直到今天，现代化的大转轨在中国依旧没有实现。而这期间，林则徐，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章太炎，袁世凯，宋教仁，蔡锷，鲁迅，胡适，陈独秀……你方唱罢我登场，给近现代中国历史演出一幕幕精彩大剧。
　　这其中，曾国藩是大名鼎鼎，蒋介石，和青年时代的毛泽东，都极为佩服，蒋介石甚至称他为“千古完人”。
　　当然，在一个风云巨变的时代，曾国藩的个人奋斗与辉煌成就确实让人钦佩万分，而在种种艰难挫折里，曾国藩个人的勇敢坚毅和不屈不挠不能不让人为之心折。但是，时代的大转轨，也给曾国藩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正如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里所说的：“其实从骨子里来说，虽然曾国藩的日记里提到了鸦片战争，却没有发现它的意义……事实上，他是一个标准的旧式人物”（大意）。对蒋先生的看法，我举双手赞成。然而另一方面，曾国藩毕竟处于一个千年剧变的时代，不管愿不愿意，时代都在推着他前进。而此时，新与旧，在他的身上，都有体现。
　　虽然，曾国藩受到的是旧式教育，他的最大理想也是继承孔孟之道，尽管他明白，自己有很多的缺点，但依旧愿意以儒家的圣人的规范严格要求自己。可以说，曾国藩是赶上了一个最坏的时代，可也赶上了一个最好的时代。在与洋人打交道时，曾国藩和他的下属胡林翼、李鸿章等惊讶的发现外国人的兵器器械之道早就超过中国不知道多少倍，从而产生学习西方的强烈要求。当然曾国藩这一代限于眼界，再加上一直以来的教育因素，始终认为，西方值得学习的是科学，器械，而不认为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有何优越之处。这一点，不仅比不上后来的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还比不上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也不及后来稍晚一点的郭嵩焘和自己的儿子曾纪泽（郭，曾两人是晚清极具国际视野的人物，关键是他们也是外交官和观察家，只不过个人际遇都不太好）。这也难怪，虽然曾国藩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兵工厂安庆内军械所，又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不仅明白必需学习外国的长处，并且身体力行落到实处。体现了他在时代剧变中不同于那些抱残守缺的守旧大臣的崭新的一面。然而与此同时，曾国藩，包括他身边的胡林翼，李鸿章等，毕竟不通外文（几个人之中，只有李鸿章出过国，还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对外国的理性认识多于感性认识，而且还比较肤浅。再加上自己所受的教育的局限，以及那个时代的独特环境（盲目的反对学习外国，甚至视外国为仇敌，视学习外国者为汉奸的思潮遍及全国，本来矛盾重重的守旧官僚和人数庞大的下层民众，在这一方面倒是颇有共识［这也不是我胡说八道，而是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观察到的结果》］）。
　　所以，事实上，曾国藩虽然是洋务运动的开创者，其新自不待言。但当我们读到曾国藩的文字时，却深深感到其旧：不仅他自己严格的以儒家思想对自己的言行举止进行规范，对他的子女也以儒家的这种思想进行教育（诚然，儒家也有他的独到之处，然而在中国与世界都在发生剧变的情况下，如果依旧只有儒家思想这一种武器，那么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虽然后来，曾氏子孙多出类拔萃，但是这里面有多少是曾国藩严守几千年儒家思想不变的功劳，还是时代的巨浪使善于学习的曾氏子孙如鱼得水？
　　这里，我最想说的是，惋惜曾国藩出生的早了，也惋惜于他固执的性格：如果他晚一点出生，那么可能对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有更深刻的洞察，从而认识到中国制度上和文化上的弊病；如果他不那么固执，就可以像写出《海国图志》的魏源那样，更深刻的探查到中国的不足，再加上他显赫的身份，未必不能有更大的作为。不过，或许也是国人沉沦未醒，愚昧，内守，仇外大行其道，即使曾国藩更优秀，时代不允许，环境不允许，又能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