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快报记者 梁静
鲁迅还是胡适?韩寒还是郭敬明?抛开这些永远没有答案的争论,反而有几个问题更值得思考:文学真的需要偶像吗?偶像这个过去出现在娱乐圈的词语,为什么现在也频繁出现在文学中?也许我们都需要一个文学的领路人,为我们打开文学这扇门。可是当这种向导变成“崇拜的目光”时,这扇门后的世界,仍旧是我们当初看到的模样吗?就此,我们采访了两位文学评论家白烨与陈晓明,请他们谈“文学偶像”。
观点
白烨:
好作品更重要,而不是把情感投射到个人身上
白烨是学术界中十分关注年轻一代作家的学者。2006年,他因为发表了一篇《80后的现状与未来》而陷入了一场 “韩白”笔战。今年5月,白烨发表文章《粉丝:从现象到文化》,在文中,他提到了一个观点:“就青春文学的两个偶像作者郭敬明、韩寒而言,他们在文学上的成就,远不及他们在文化上的贡献,而文化上的贡献,主要就在于他们把粉丝现象提升为一种文化,并发展到一种极致状态。”
大道:鲁迅、胡适,王小波、余秋雨再到韩寒、郭敬明,可以看到几乎每个时代都有一个类似于“偶像”的作家存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
白烨:这些人能够成为各个领域关注的,或是成为带点偶像意味的人,就因为在他们的创作中有某些独创性。他们的独特性、超越性正好适应了读者在阅读中的求新、求异的心理。但从鲁迅到郭敬明,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从文学到文化。
早年喜欢鲁迅、胡适的,纯粹是文学因素,甚至还有一些人生启蒙的因素。到了余秋雨,文学因素不再那么纯粹,他的散文将文史打通,看他的小说就像读了一部中国历史。像王朔,在文化上的意义就更多了,他将痞子气和游戏的态度带入文学当中,从他开始,文学变得好玩。可是无论余秋雨还是王朔、王小波,他们在的文学性和思想性都不及鲁迅与胡适,糅杂了一些文化的因素,可他们的名声还是依靠作品获得的。
到韩寒、郭敬明就不一样了。他们失去了文学上的独创性,利用各种媒体手段和社会行为去吸引粉丝。所以,与其说他们是对文学的贡献,不如说对文化的贡献,对粉丝文化的贡献,利用各种手段把粉丝文化发展到极致。他们不纯粹,而是带有时代特征的综合性文化现象。
大道:韩寒、郭敬明所代表的这种时代特征体现在文化上具体是怎样?
白烨:现在的年轻一代,他们对文学这种看法跟以前不太一样。阅读调查就知道,他们的口味是非常混杂,名单上可能有鲁迅,但一定不是他们最喜欢的,那上面有韩寒、郭敬明、痞子蔡、九把刀,文学口味带有混杂性、游戏性、娱乐性,跟过去偏重纯文学不一样。
而这一代80后写手也表现出分化的状态,各种写作倾向都有。比如写科幻文的,在网上写类型小说的,很多人其实是商业活动。这个时代有各种需求,就有各类作家出现。过去就一条道,进入体制,在杂志上写小说,参加作家协会,然后评奖……大家更倾向于在纯文学上探讨。
现在与过去最大的不同就是,所有问题都要在多元和多样化的前提下讨论。
大道:也就是这样的多元和多样化衍生了韩寒、郭敬明这类偶像?
白烨:是的,韩寒和郭敬明基本上不能称为一个单纯意义上的作家,跟这个多元的社会一样,他们每个人都五六个身份,电影人、杂志出版人、广告人……他们受欢迎,不再是凭借文学作品,甚至网上和别人“干架”,也可以增加他们的影响力。
大道:韩寒、郭敬明成为偶像以后,能起到把人吸引到文学上来的作用吗?
白烨:起不到。文学是文化里面很纯粹的部分,对传统文学而言,这些喜欢韩寒、郭敬明的年轻人很不纯正、很不执着。
在文学的世界里,没有偶像更好。我们需要的是好作品的感召作用,让我们去达到这样的目标,而不是把所有情感投射到个人身上。我们为什么要固定在一个人身上,那个人又不是上帝?文学里面又没有上帝。
陈晓明:
偶像文化具有排他性,偶像的态度会影响你对世界的判断
北大教授陈晓明刚完成了《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二版的修订,在这部书里,他特别关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现在,20年间中国文学的发展。在采访中,他肯定了韩寒和郭敬明作为“偶像”的部分意义:“在文学没落的时代,两个年轻人以对文学追求,团结和召唤了一大批年轻人,把他们团结在文学的周围,这部分的意义,还是值得肯定的。”
大道:鲁迅、胡适、王小波、余秋雨再到韩寒、郭敬明,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每个时代都有一个类似于“偶像”的作家存在?在梳理当代文学的时候,你是否发现了这样的现象?
陈晓明:没错。我们可以看到每个时代的代表性作家是很不一样的,但用“偶像”这个词不太准确。
鲁迅、胡适的时候,偶像的文化特征还不够鲜明。新文学之初,年轻人对文学的投入要追随文学导师,不太使用偶像这样一个概念。比如拜倒在鲁迅门下的胡风、冯雪峰,他们是属于师生性质。
到了(上世纪)80、90年代,作家、诗人渐渐以一个“文学人物”身份出现,比如王朔、王小波、余华等,他们的追随者不再是从一个文学创作学习态度来崇拜他们,而是把他们作为某种精神的象征,是他们对文学热爱所投射的形象。这时候的风云人物,他们具有叛逆性和反抗性,他们对传统文学的变革起到冲击作用。余华、苏童是在文学上进行变革,而王朔、王小波的偶像特征则表现在社会化的叛逆方面和他们写作的自由姿态上。不过,他们都不能被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偶像”。
直到韩寒、郭敬明,才是偶像文化开始。偶像是属于消费文化的概念,是被符号化的概念。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20世纪初,伴随消费文化兴起的,还有流行文化和明星文化,偶像和明星文化介质联系在一起。偶像是崇拜和服从,但不可能成为他。可是反观以前,鲁迅作为一个文学的导师,冯雪峰、胡风作为他的学生,是要向他学习和秉承文学精神、文学创作方法。这跟现在的偶像概念不太一样。
大道:有的作家虽然写得很好,但却没有出现大批追随者,比如莫言、阎连科,为什么?作家真的也需要有“偶像特质”吗?
陈晓明:莫言、贾平凹、阎连科这类作家,他们表达的文学观念,不是某一个年龄层,某一个特定人群情感和情绪、生活方式,而是一种普遍性的、人类性的意识。所以他们无法引起某一群人或某一个特定人群的定向交流。偶像构成需要的是定向的交流,比如韩寒、郭敬明非常清晰读者就是中学生,他们表达了与这类人非常接近的情感和人生态度、语言方式,只有跟某类人形成定向、长期的交流,才能称为文学上的偶像。
大道:像韩寒、郭敬明这样的偶像出现,对于文学有积极意义吗?
陈晓明:我一直对这个问题是持开放的态度。在文学困境、没落的时代,两个年轻人以他们对文学追求,团结和召唤了一大批年轻人,把他们团结在文学的周围,使一些年轻人热爱文学、关注文学,我觉得这部分的贡献是非常大的。而且我觉得他们在做一部分文学的事业。虽然那种事业越来越商业化,但也开拓了另一种文学存在的路径。
但你要说他们的文学作品有多高的文学品质,在传统文学意义的标准下,他们文学价值非常有限。不过,不等于说他们存在没有意义。而且也许在未来,他们可以在文学创作会发生新的变化,当然,现在看来是越来越难了。
大道:如何理解你所说的现在是文学没落的时代?
陈晓明:(上世纪)90年代以后,文化处于多元化的形态,图像影视的兴起,文学也不断需要转型。消费文化使文学也进入了市场,进入了调整期。跟(上世纪)80年代不一样,文学不再能够在社会上一呼百应了。而且,文学正处于一个断代的情况。年轻一代的人对文学追随变得越来越迷茫,越来越松散,不像我们过去对文学追求那么直接。
而文学衰落,也是教育发展的结果,高校在突飞猛进发展,孩子们很容易进到大学,社会上遗留的人越来越少,文学预备队伍也越来越少。这时候,韩寒与郭敬明都以叛逆者姿态出现。特别是韩寒,他示范出对教育体制疏离也有可能在文学上找到出路,这使文学无形中吸引了一批年轻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还是肯定他们的。
大道:你肯定韩寒和郭敬明的意义,但从文学上来讲,真的需要一个类似偶像的人物吗?
陈晓明:不需要。我们对于任何文化的追求,都不应该偶像化。偶像化是现代人心理幼稚化的方式。偶像文化都有排他性,会通过偶像的态度来判断这个世界,比如喜欢韩寒的,就不会喜欢郭敬明。而文学和学术,更需要宽广的视野。
另外,我认为文学需要激情,如果没有激情,我们都软趴趴的,对什么东西采取无所谓的态度,那么我们的人生、思想的形成都是非常有限。不过这种激情,不一定要使用偶像这个词,我们可以从大量文化现象中产生,从众多思想楷模、榜样中吸取,不必要形成偶像。
来源:新快报（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