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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关于木心的评论给我的三个思考

  • 作者: 海鸥
  • 发表于: 2017-07-27 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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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一些“理性”的诗人、学者对木心的解读,我由此也获得了一些“理性”的看法。关于木心的问题,或者关于木心热这种现象,抑或关于某些评论木心文学的文章,我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作了思考: 


一、文学作品的经典问题。这是一个老问题,曾经看过几篇关于“论经典”的文章,了解到学界曾对此进行过激烈的讨论,但讨论的结果不是很令人满意,因为关于“文学经典”问题,依然是人言言殊,莫衷一是。一部经典的形成,到底是由多种原因导致的,作品本身的好坏还在其次;况且评价作品好坏的个中标准是那么不可名状,主观因素常常以压倒性的气势掩盖了客观因素。就我所知,中国的文学经典(就以一流文学论亦无不可),先秦有《诗经》《离骚》、诸子百家;秦汉有各大赋、史传文学《史记》、古诗十九首;魏晋南北朝则有建安风骨的三曹、七子(文体有诗歌、抒情小赋等)、正始之音的嵇康阮籍、太康诗风的三张两潘二陆一左、以及南北民歌;后至唐李杜诗宋苏黄词明清几部白话小说……这些经典的划分,无非是因为文学深深烙上了时代的印记,经典内部还要分层级的。从这一部《中国文学史》看,能进史册的,即使作品本身品次不高,却多少沾上经典的雅气,毕竟一部史书的写就,是经过万千筛选而形成的。另一方面也可说明,史册“漏掉”的作家作品未必品味就差。像台湾的胡兰成、梁实秋、白先勇、甚至李敖,少有被写进史册者(李敖既不被大陆接受,亦不被台湾当局接受),究其原因,最大的恐怕还是属于意识形态。于是分经典与非经典,又何异于“西方中心主义”?所以21世纪的“反本质主义”或许也有解构经典的意味。当然,写文学史主要是以文学思潮为主线的,这另当别论。而且,评论一个作家或作品,能够站在文学史的高度,所看的问题当然会深广许多,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学者能够比一般大众更有洞见的缘故。而张柠、梁艳萍诸教授对木心的评论,正是从整个文学史出发的吧。但论及文学作品本身,张柠说木心具有“酸腐”气、“老清新”,有夸有贬。诚然,木心的作品确如一股清风,带给读者的是春意盎然,不难看出,这点主要是通过和建国以来的作家相提并论、比较得出的,倘若和民国文人来比,如鲁迅、周作人、孙梨、张爱玲等等,那么,我们就会很自然而然地认为他们如出一辙,作品都具有“古典文化”的濡染,没有那么多的“意识形态”,就是鲁迅的杂文,都那么干干净净。但回到原来的问题是,经典是怎样被建构的?构成经典的因素有哪些?为什么张柠与梁艳萍等“需要高要求的读者”会一致认为木心的作品不是经典?木心作为中国当代一位作家,会不会被写进史册?如果木心的文学作品不是经典,那么他较其他“经典作家”的水平差在哪里?仅仅是因为作品中具有“酸腐”气吗?仅仅是因为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点评太多而“锋芒毕露”了吗?还是说,张柠和梁艳萍教授不认同木心作品的经典性,只是一己的“不喜欢”?当然,我并没有替木心辩护的意思,即使我受过木心的积极影响。此外,梁艳萍教授是研究日本文学的,曾指出木心解读日本文学的错误。我不知道错误在哪,只记得木心曾评论日本文学的一句是“日本误会了中国文学,但误会得好。”大概是这样,是在一篇演讲中说的罢。于是,我想,当我面对一朵白色牡丹花时,我一高兴就说它是红色的,而且红得似火――我不知道此时的“描述”有什么不对,或者错在哪里?即使“认知”上太荒谬,又有什么关系呢,影响我的主观美感了吗?所以,文学的美与科学认知上的真,二者是什么关系呢?这又是一个困惑。 


二、大众是否需要启蒙。思考这个问题,是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虽然对这个哲学思潮了解欠深,但多少知道它是肯定大众的能动性的。张柠认为“公众需要导师,公众人物就是公众的导师。用一个优秀的大脑,去替代众多的大脑进行思考、判断、选择,成本相对较低。”这样定义大众,首先“大众”的内涵都太模糊。所谓大众,就是与精英阶层相对立而言的吗?就这篇文章而言,这里的“大众”显然是指受陈丹青(公众人物)的影响而疯狂喜欢木心的普罗大众,其中并不包括不识之乎的非知识分子和没看过木心作品的知识分子,换句话说,这里的“大众”是具有文化的,一周能读几本书的,而且大多主要是青年学生的。如此,再说“大众”没有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喜欢木心多半是“受陈丹青的推崇”所赐,这未免讲得太笼统。就我而言,乃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相信“大众”具有独立思考的判断意识,并不是人云亦云毫无主见,像追星的疯狂粉丝。而关于大众是否需要启蒙?需要谁来启蒙?近代以来,胡适那一代人就曾充当了启蒙导师,到20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又以启蒙导师自居,以为大众需要启蒙、普渡,实则,如果大众需要启蒙,那么知识分子内部同样需要启蒙(这是我想当然的看法)。启蒙启的是什么呢?民主、平等?还是独立、自由?一个是要建立具有民主意识的现代公民,一个是要建立独立自主的人格品性;一个是集体性,一个是个人性?是否都需要启蒙?启蒙成功了吗?…… 


三、文学和文学以外。某诗人说:“文人气、才子气等,是文学的天敌,莫把文人当文学,别给文学穿长袍。警惕文人趣味,警惕趣味化,应是文学的常识。”这话确实有几分道理,讲的格局挺大,但“文人趣味化”为什么就沦为文学的“天敌”了呢?况且,我认为文人要是没有自己的“趣味”,才真正的不要讲自己是“文人”呢。木心的趣味是直追魏晋风度的,魏晋名士中哪个不“趣味十足”?!竹林七贤、谢安、王献之、顾恺之……个个都是文人气、才子气洋溢。一个学者可以做到尽量“客观化”,少些主观趣味,倒是“文人”,要常常主观进去才好。当然,这是中国式文人的“习病”,魏晋风度如此,曹雪芹写《红楼梦》亦如此,鲁迅更如此,看他们的文章,全能嗅到他们的“趣味”。至于巴尔扎克、福楼拜、托尔斯泰甚至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未尝没有从中嗅到他们的“趣味”。只不过木心写小说,多以第一人称自居,散文似的笔法,读者就常误以叙述者与作者为同一个人了,“当相信袋子里是真的时,袋子里的东西就是假的了”,于是不难对木心产生“主观臆断”的印象。是的,读惯了“文学经典”的人,就会讨厌这种“不三不四”的文体。还是回到那句话,文学与文学以外的世界是什么关系?要不要把文人当文学,或者把文学当文人?孟子说,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我以为这是对“把作品当作家来读、把作家当作品来读”的最好诠释。然而,貌似这种论争正是“为艺术而艺术”和“为人生而艺术”的论争。在艺术人类学家盖尔看来,艺术是不仅审美性的,更主要是其能动性,即艺术的社会功能。比如一所建筑,教堂,绘画,等等,最初的功能却不在审美,审美只是附带的属性,建筑的功能是可以御寒和遮风挡雨,具有实用性;教堂则是人类安定灵魂的地方,具有训诫的意义;绘画最初的功能,据某学者研究,则是具有礼物的性质,如南北朝顾恺之的画,是作为礼物赠送而创作的。那么文学著作,恐怕不单单是因为审美而才创作,可以这么说,文学除了文学以外的东西,将一无所有。文学是什么?文学就是文学以外。也许只有这样,文学才具有劝诫人生、使人获得真善美的作用吧。当然,艺术的审美性是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19世纪之前,ART和arts的分界不是那么明显,艺术家创作也不会太在乎自己的“独创性”,甚至许多作品是不留名的,审美性与实用性不分伯仲。但19世纪之后,艺术家越来越追求“独创性”、“纯粹性”,于是艺术与艺术之外的现实世界泾渭分明,甚至说,艺术变成了完全的“表现”而非“模仿”了。 


最后,说说我对木心的看法。和民间艺术家不一样,木心所追求的不是向下,而是向上,不是向外,而是向内了。即是说,木心极大地践行了“表现”“象征”“虚无”“上帝”……这些特征,既是客观唯心,又是主观唯心。他说艺术家最接近上帝,于是乎上帝好像是艺术的最高法则,不可抗拒,但木心并不像一般的教徒那样服膺上帝,而是东方智慧般的物我合一,上帝即我心,我心即上帝,有释道的意味。另一方面,木心有着极强的“贵族”意识,即崇尚自由,拒斥“平等”(平等近乎平庸),他也许秉持着康德的“艺术天才论”,秉持着尼采的“自由意志”,所以他的全部作品,看起来就似在“自我完成”、“自我教育”,芸芸众生是看不到的,或者说,不管是木心的文学还是绘画,每一笔墨色彩都和心与上帝融合着。可以这么说,他是反抗上帝的顺从上帝了,骄傲的谦虚了,活着而为艺术殉道了。木心曾说,要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但在我看来,木心只是克服了自己,并没有克服这个时代,原因是:倘若将艺术看作一幅画的画框,画框所圈起来的世界便是艺术家的自由活动的世界,画框以外的现实世界却遭到艺术家的摒弃,然而艺术作为人类活动的整体,只关注画框内的世界无疑是一种“孤芳自赏”,是失去土壤的花卉,即使灿烂非凡,却有沦为昙花的危险。所以这也是木心的“不足之处”。但话说回来,这么优秀的一位艺术家,还希冀他以怎样的姿态出现才愿意以经典的身份将他写进史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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