梨花雨

　　三月，微风徐来，满山遍野绽放着一朵朵洁白的梨花。一枝枝、一串串，好像漫天飞舞的雪花，瞬间覆盖着一个又一个山头。坐在窗前，屏息凝视，我的思维渐渐回到四十年前。
　　那时候，我7岁，就读在家对面村小一所分校里。学校是村民当年聚会的大礼堂，条件虽然简陋，但是房子的空间还算宽敞。东边是两个班级，西边是老师的办公场所，桌上经常放着一个手摇铜铃。下课时，我们谁也不敢去乱碰。
　　来校任教的不是外人正是本家一位堂叔，年龄大概跟我兄长差不多，满脸络腮胡须，眼睛看上去十分威严。从我记事起，堂叔在附近堪算得上是位文化人，每年村里各家各户的对联几乎都是他一人挥毫泼墨书写的。年轻时堂叔参了军，在部队里接受到很多新鲜理念，转业回乡后便成了当地一位临时教师。我就是他的学生之一。
堂叔我不敢直呼其名，见面经常称之为老师。老师有个儿子和我是同年，并且我们都在一个班。老师对我们是从不打骂，对自己儿子却是非常严格。分座时他总是把自己儿子排在最后，把别人的孩子尽量往前提。他的儿子如果稍有一点不听话，他就要求儿子跪着承认错误，直到态度诚恳才让他站起来。放学时他要求儿子积极参加生产劳动，主动承担自己力所能及的家务。在我们眼里，堂叔简直把自己的儿子当做我们的活教材。
　　我们教室里两有个年级，堂叔一人经常是这边上了半节，接着又跑到另个班上半节。上课时我们谁也不敢吭声，纪律相当的好。
　　堂叔教书非常认真。记得学习汉语拼音时，我们喊累了，他的声音却依然很远能听得见，好像他每天从不觉得枯燥和疲倦，直到我们每个人会读会拼为止。
　　上半年，天气忽晴忽雨。有次，我们正在上课时教室外面突然阴云密布，电闪雷鸣。堂叔让我们用双手抱头躲在一个用长木板做的课桌底下，生怕屋檐上的瓦片掉下来砸伤我们。雨停后，同学们陆陆续续被家长接回家，我一直没有家人来接。眼看，天色渐渐暗下去，堂叔见我一人站在门口，便说：“来吧，我背你回去。”我胆怯地趴在堂叔背上，堂叔一手搂着我的屁股，一手用袋子提着我们的作业本，一个劲儿地往家里奔。
回家，母亲瞪着眼睛问我是怎么回的，她以为我是穿鞋跑回家的，听我说是堂叔背回家的，便大怒：这么大的人还要老师背，个个像你这样，老师不成了你们的牛马？
　　堂叔和我家仅一墙之隔，每天饭后，我喜欢前去看他就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认真批改着作业的情景。每当趴在桌前看着我的作业被堂叔画上一个红勾或被打上一百分的时候，我心里特别高兴。堂叔从没有对我发过脾气，每次看到我总是笑眯眯的。
　　师母是后来娶回的，那时候，家里穷前妻把儿子扔在家里说走就走。后来，儿子大了堂叔力不从心，一边是学校，一边是家庭，于是，便娶回了如今这位内向、贤淑的婶子。
　　堂叔和婶子住在一间昏暗的土坯房内，又生下了两儿一女。家里欢乐虽然多了，但是堂叔内心的压力越来越大，每天各家各户入睡了，他总是忙到深更半夜。
　　有年，借着月光，我看见堂叔赶着水牛在田里打石磙，直至半夜那石磙声依然不绝于耳。原来，堂叔是想制砖准备盖房。那笨重的土砖每块几十斤，堂叔硬是凭着双肩利用休息时间一块块搬回到家门口。
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堂叔房子不但没做成，反而因未经审批擅自建房的理由工作被丢掉。
后来，直到我成了一位教师，堂叔把他多年上访的材料给我看，并说为了这份工作，不知跑了多少腿，结果仍像踢皮球似的杳无音信。
　　堂叔很羡慕我光荣成为了一位人民教师，内心可能还指望将来能和我一起重返教师岗位。我不理解堂叔至今怎么对教师职业仍那么钟情，那么执着，要是能够替换的话我愿意立即把这份工作让给他。
　　时过境迁，看着堂叔仍把当年那些领导指示和批文像救命稻草一般揣在怀里，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三月小雨，像绵绵的细线，不断拍打着我的脸庞，梨园的花朵随着微风的摇曳洒向了大地。
　　没过几年，堂叔患了老年痴呆症。我走到他面前，他一眼就认出了我，并微笑地上前握着我的手。我嘱咐大家赶快将其送医院去看看，可是在医院住了没几天，他又偷偷跑了回来。
　　一天，突然得到堂叔出走在外被冻死的消息，我十分震惊。恩师把自己一生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了社会，把自己一生最宝贵的时光献给了大家，就这样离开了我们，无声无息地走了。
　　临行前，我收拾着行李匆匆赶回老家。这时呈现我眼前的只有恩师年轻时的一幅画像。我抹着泪水静静地为恩师燃上一炷清香，叩了三个响头。
　　堂叔走了，村里人按照其家人的吩咐将他安葬在村头一块梨园地里，每年梨花盛开时，我就想起恩师的微笑，恩师的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