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的三月，车间外一片阳光明媚，眼下正是一年四季中，最美好的的春天，我们的工厂铸造车间铁丝网围墙的外边，是一望无际的庄稼地，眼下正盛开散发着浓烈香味的油菜花。在闲暇之余，我们坐在铸造车间外的一段围墙边，透过横七竖八的铁丝网，看着铁丝网墙外，那一片麦苗青菜花黄的美景，不由得让我们回忆起，在广阔天地里，各自所经历的日日夜夜。

　　正当我们几个当知青出来的工友在一起，一边欣赏着墙外清香的油菜花，一边闲聊着，回忆着广阔天地里发生的有趣故事。一个工友手里握着一份报纸，在那里不停地挥舞着，驱赶身旁的一只蜜蜂，我顺手接过来翻阅着。看到这样一篇报道。这份报纸的第一版上面，刊登着上海某工厂的工人师傅们，利用业余时间学哲学的文章，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体现了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政治文章。

　　我们几个接过这份报纸轮流传阅后。都觉得学哲学是政工部门的事，和我们这些工人关系不大，谁也没有想到。这种事会跟我发生了难以想象的联系。没曾想几天以后，车间模型房里发生了一件事，谁曾会料到，这个学哲学，居然意外地和我扯上了联系。而且，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车间工段里把我选成了学哲学的小组长，在厂里的政工部门那儿，根本就通不过。开会连门都不准我进，直接把我推到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记得是在我们进厂后的第三个星期，71年三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快下班之前，车间的党支部书记（当时称为指导员）来到模型房，直接找到工段长杨师傅低声说了几句话，杨师傅立刻站起来向大家发话了：“大家把手里的活儿停一下，马上都到我这边儿来开个短会。”

　　大家马上放下手里的工具，把各自工作台上的半成品工件模型简单地收拾一下，就聚集在工段长杨师傅的工作台前。杨师傅说：“按照厂里政工组的统一安排，各个工段都要成立工人学哲学小组。关于学习哲学的重要性，现在的报上天天都在讲，我这里就不说了。现在我们模型房也要成立学哲学小组，学习的时间嘛，就安排在下班以后，每个星期学两次，大家都得要参加，谁也不能落后，都要讲究点政治。上级不是经常讲，要每个职工都要突出政治吗？现在马上就要选一个学习小组长。大家赶快选出来，早点选出来，早点好下班。今天就算学习了。”

　　他的话刚讲完，立刻有人应声提议：“以我说，要选我们就选年轻人。”

　　大家都表示同意这个主意。可能是厂里有什么不成文的潜规则。大概是因为暂时带我的师傅是工段长杨师傅，马上就有人提建议：模型房的这个学哲学小组长，就叫小石头来当。

　　当时就把我给弄蒙了，我把头摇得像拨浪鼓，急忙大声喊道：“不行，这不行。我刚进厂。自己还是个学徒工，咋个能当得这个学习组长。我没有经验，从上小学开始，我从来没有当过什么小组长。”

　　杨师傅在旁边捂着嘴偷着乐，他倒是乐得嘴都合不上了。大家众声附和，齐喊选得好。我此刻就是浑身都长着嘴，也难顶得住大家一起哄。

　　我算是看明白了，在工厂里，开会选学习组长，大概往往都是这样，只要有人这么一提议，反正这个学习组长，只有责任，没有报酬，白干活儿，谁也不愿意干。只要不是自己当，谁干都行。巴不得别人干。大概我是杨师傅暂时带着我的原因占据主导地位吧。只要有人提出，大家马上就随声附和：“要得要得。”

　　指导员也在顺水推舟，连连说道“好、好、好。就这么定了，我马上就去上报厂部政工组。”于是乎模型房的会议立马散会，各自下班，大家都忙着到食堂打饭去了。

　　第二天的下午，也是快下班的时候，三连的指导员就派人到模型房来通知我，要我马上到厂部政工组办公室去开会，二话没说我就来到了厂部政工组的办公室门口，正打算走进去开会。却被人用手一拦，毫不客气地挡在了门外。。

　　厂部政工组的负责人一看到，模型房是派我来参加开会，抬手一挥，毫不客气就把我拦在门口，要我到办公室的外面，站到路边等一等。马上转过身就给我们三连车间的指导员打电话。

　　这间办公室的门，虽然是关着的，但是，这位负责人大嗓门打电话，居高临下的嗓音，还是毫无保留地传了出来：“你们三连是怎么搞的，还有没有一点儿阶级斗争的观念？不管你们怎么说，必须应当要坚持原则，要讲党的阶级路线，小石的家庭背景有问题，你们怎么能让他当这个学哲学小组的组长呢？你们的阶级立场都到哪里去了?”

　　过了一会儿，我们车间的指导员和军代表一起来到厂部政工组，看到我还站在政工组门外的路边，很不满地批评我：“要你是来开会的，你现在还站在这儿，这算是怎么回事情？为什么还不进去开会？”

　　我满肚子委屈，没法述说，也只能实话实说：“厂部政工组的领导要我站在门外，不准我进屋里开会。”

　　指导员和军代表马上不高兴了，不由分说把我推进了办公室，军代表大声说道：“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小石就不能当这个学习小组长？他怎么就不能参加这个会？”

　　这位厂部政工组的负责人刚才的大嗓门立刻改变成了低频率：“小石的家庭背景的确有问题。”

　　指导员相当不满，争锋相对地反问道：“到底有多大的问题？”

　　这位负责人依然不依不饶，低着嗓门继续声辩“据了解，他的爷爷是小地主，我们搞政治工作的，应当事事都必须要体现党的阶级路线。”

　　军代表立刻针锋相对地顶了回去：“你说的这个问题，跟学哲学八竿子都打不着，根本就不是个事，压根儿就用不着讨论。不就是个学习小组长吗，这能算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况且小石的个人历史和家庭情况，厂里都是非常清楚的。他本人表现也是不错的。这件事根本用不着再研究，就这么定了。”

　　这位负责人只好点点头，让我在会议签到本上签名登记。然后从办公桌里拿出一个记录本和一支圆珠笔交给我。要我找个地方坐下来。

　　我就这样走马上任，当上了这个模型工段工人学哲学小组的组长。

　　从此以后，我开始履行这个学哲学小组长的职责。每个星期坚持组织大家学哲学，开始的时候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矛盾论》《实践论》等，学习一分为二地哲学理论观点。再以后就学习报纸上的有关社论。

　　记得有一次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巴黎公社的历史教训不能忘记》，报纸上的文章刚念完，我正组织大家讨论，不料杨师傅突然问了一句“巴黎公社的党委书记是谁？为什么不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为什么不向党中央报告就擅自做主。他们的胆儿也太大了。就不怕别人开他们的批判会。”

　　听到这话，大家都笑了，我们工段里有一位二级工，他是在成都工学院毕业的68级的老大学生，姓赖，我们都叫他赖师傅。在会上，他向大家简要地介绍了巴黎公社的起源与发展和失败的基本原因和教训。原来，工段长杨师傅不了解巴黎公社的基本知识，他不明白在100多年的世界上，还没有共产党，更谈不到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汇报请示了。

　　在那个时候，白天八小时的工作时间，不能占用。我们的学哲学小组，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的。下午下了班以后，先到食堂吃晚饭，晚饭以后后，大家再到车间里学习。因为是政治学习，谁也不好说什么，不敢说学习不好。在处处都讲阶级斗争的年月，谁也不敢说学哲学不对。反正是左耳朵听，右耳朵冒。念完文章就讨论，讨论也就是闲聊，反正是要坐够一个小时，到时间就散会。。

　　再以后呢，生产任务日益紧张，大家的工作都很忙。那时候，我们这批新工人都住在厂的职工宿舍里，啥时候学习都是没啥影响，可以随叫随到。可我们的厂址是在成都郊区的天回镇，有些老师傅家住在城里市中区，单边路程都有20多公里。路途遥远，长期占用下班时间晚上在车间里学习，在嘴巴上谁也不好说什么，不敢说不学政治不学哲学，但在实际上，的确也无法再坚持。

　　又过了三五个星期以后，工段长杨师傅再没有提起学哲学的事，模型房里的所有人，大家也都在装糊涂。指导员好像也已经忘记了还有学哲学小组这回事。工段里和全场所有的人，大家伙儿都是心照不宣，谁也不去提这件事，厂里政工组也再不来过问，工人学哲学小组也就无人再问津，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4月中旬，杨师傅给我安排一个任务，做一个铜套模型。活儿也不复杂，我找来一块图板，比照着机械施工蓝图，按照1:1的比例，在那块图板上放好样，然后到模型工段堆放木料的地方，选择木料，下料。开始制作模型。

　　请看下一节《铜套模型数量》